編者按﹕華盛頓和統會奠基者﹐保釣先驅沈己堯黃瑞我夫婦是我會創會元老。沈己堯
教授如今已年逾九旬﹐現任華盛頓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名譽會長﹐是最早的台灣地
區來美的學者﹐是最堅定地支持中國維護國家主權獨立﹐領土完整和國家利益的海
外僑胞的傑出典範。沈己堯教授在70年代初所起草的保衛釣魚島的親筆函成為中國
華僑博物館收藏的海外僑胞保釣運動的重要佐證。在台灣地區的兩蔣時期暨中美尚
未正式建交的時期沈教授夫婦作為大華盛頓地區僑領就已經組織中華人民共和國成
立週年等慶祝活動﹐在早期促進中美關係正常化和友好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本
文擬通過了解沈己堯﹐黃瑞我夫婦的自述﹐提供珍貴的真實歷史資料。文中沈教授
夫婦平實無華的陳述透現出他們一片真誠的拳拳愛國心。作為海外促進中國統一大
業的后代們需要銘記歷史﹐以此為榮﹐不忘初心﹐發揚廣大﹐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而盡力。
有關沈己堯教授夫婦的早期史實資料可參閱我會【歷史】內容。
沈己堯、黃瑞我口述
与保釣運動結緣
我（沈己堯，下同）在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讀書時不聲不響地念了很多馬列主義的
著作。1949年畢業之后，我的老師就直接介紹我到台灣執教。那時候大陸正處于內
戰末期，共產党已經打到長江，就准備揮師南下了。我們當時只有兩條路：一條路
是跟共產党上山打游擊；領外一條路就是离開廣州，去海外。
很多人說我不應該离開大陸的，說老沈如果你不离開，你可能是中共的一個主要分
子。后來因為我寫了一篇“保釣運動40周年紀念”的文章，去林盛中家談起，他說
你也是個馬列主義讀者。
華盛頓保釣運動的特殊性
保釣運動是全世界華人的一個愛國運動，但我這里專門講華盛頓的保釣運動，其他
的不多講，因為華盛頓的保釣運動有其特別的環境。第一，1972年到1978年之間，
中美還沒有正式建立邦交關系，所以雙方之間只有聯絡處而沒有大使館。大使館常
有從中央派來的大員來跟華人報道形勢，主要与華盛頓地區的華僑華人見面，很少
到外地去走。因為聯絡處的人都認為參加保釣的人是很可靠的，所以每次報告我們
都參加。當時華盛頓保釣的運動跟聯絡處的人，保持着很好的關系，這也是跟其他
地區的保釣運動有不同的地方。
第二，我認為華盛頓保釣是1971年4月10日那次大游行，是保釣運動最高潮的表現。
我也是從那一次游行開始才正式參加保釣運動。大家都知道，保釣運動是1970年代
的事，當時是以台灣留學青年，帶動海外華人華僑保衛中國領土和主權的愛國運動。
運動的主体是海外的華僑華人，這跟國內的愛國運動稍微有些不同。
1971年4月10日在華盛頓發生的保釣大游行，我是因為程君复的關系才知道的。程君
复的弟弟是我的室友，他告訴我說有大游行，一起去吧。所以北部跟東部的學生到
美國首都游行，就自然引起世界人士的注意。
大家都知道1972年，尼克松訪華以后，在華盛頓就設立了聯絡處，外人跟聯絡處的
人見面不太講話，就笑笑。那時候我就很想跟他們接近，有什么辦法呢？于是我想
了一個辦法。因為1970年那一年，我的《海外排華百年史》已經出版，我就帶了一
本要求和聯絡處的人見面，約好了哪天，大使館有一個專員叫紀立德。那時候聯絡
處設在五月花大酒店，他一個人出來，我一個人進去，當時那個情況很特別。見面
的時候，我就把這本書交給了他。從1972年開始，一直到現在差不多四十年了，大
使館大大小小的聚會，我都經常參加，可以說是常客。所以我這本書算是一個敲門
磚，和聯絡處的人建立了很好的關系。
1973年，我第一次回國。那時候回國我們就是回老家看看，探親訪友。深圳現在是
個大城市，但當時卻只有几家小吃鋪，我進去了一家吃了個面，我還記得當時外面
路上有一排解放軍。那時是文化大革命最窮的時候；我到香港去買了油煙米菜和
“老三件”，租了一輛大卡車，大概花了五六千美元，把東西運到我們家鄉梅州。
這件事在當時引起了很大的反響。我住了大概一個星期，期間問我弟弟：人家都不
能回鄉，為什么我能夠回鄉呢？我們的家庭成分是什么？我弟弟就講，我們是貧下
中農。于是我就我知道了，因為貧下中農是革命份子，所以我才能回來。
住了一個星期之后，我就帶我弟弟回到廣州。我去參加一個旅游團，那個旅游
團主要是東南亞的農工，不是知識分子。我算是一個知識分子吧，講話比較多，從
廣州一直到深圳、上海、北京。那時候公社的人，看到我們就放下鋤頭，望望，都
很好奇的樣子。我照了近千張幻燈片，現在送到北京中國華僑歷史博物館去了。
就這樣，我們一路上參觀了很多地方，他們對我們也是表示歡迎。但是我們知
道，他們心情還是很矛盾复雜的，還是有點沒辦法證實文化大革命這個問題。這一
趟走下來，回到美國后，我心情非常澎湃，于是就寫了一篇文章，叫做《石正公社
——故鄉新憶》。
我記得最初我寫的是：“誰沒有故鄉，誰不會思念故鄉。故鄉是我生長的地方，我
深深怀念着她。我离開故鄉几十年了，這次回去看到故鄉起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一
個是新的，一個是舊的。”這篇文章在當時的香港《南北极》月刊發表，《參考消
息》就立即連載了三天。因為這篇文章是最早報道歸國人士回國的情況的，當時我
的感想是不是一般人所要的我不知道，但是既然把它公開出來了，后來很多國內的
人就要求跟我聯系，于是見到了很多老朋友。后來我又把這篇文章放在當年在華盛
頓保釣運動刊物《華府春秋》連載，也引起了很大的轟動，每一次很多人等着要看
這個東西。這樣子我就進入了《華府春秋》的讀書會，從此就一直參加。
專心經營《華府春秋》
《華府春秋》在當時是一個比較重要的保釣運動刊物，當時的主要負責人可能有陳
重慶等。《華府春秋》1978年最后一期，從開始寫到最后抄，都是我一個人。但是
最后一期有兩個版本，因為當年保釣運動的人也分兩派，李德怡這個人是很早參加
保釣運動，后來他很“右”時就很少跟我們在一起了。
可以說，當時的保釣運動沒有固定的章程、沒有組織，也沒有頭頭，好像大家都是
頭頭；總之就是這樣一個團体。我記得當時有一個叫趙鑑芳的人，他家里挂滿了毛
澤東的照片，太太是美國人，我們時常到他家里去開會。他說我是共產党員，你要
听我的話。但大家好像也都不以為然。盡管這樣，但組織內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則，
那就是大家都要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們專門講馬列主義，討論國內外形勢。當
時讀書會大概有30個人，好几個家庭輪流做庄，籌辦討論會。李羅權這個人就很熱
心，我們常常在一起。輪流在家里開會時，都是自己帶飯，從不在外面吃。
我們《華府春秋》收集各地的保釣刊物，有一個郵箱，我們需要的東西從郵箱
專門負責派送。保釣運動刊物分好几組，我是負責登記的，《水牛》、《群報》這
些東西我們都收到。在那個時候，華盛頓保釣人士還組過兩次團，到國內取經。后
來，1976年周總理毛主席逝世，華人都很哀痛，我們保釣運動也帶頭舉行追悼會。
我們保釣運動這些人，大概有二十多個。當時的聯絡處，也就是相當于大使館，它
的對面就是美國中央情報局FBI——華盛頓的一個標志點。當時我的一個好朋友很喜
歡种菜、种水果，叫我一起陪他去送給大使館的人。結果FBI以為我們是在給使館送
情報，后來我們就解釋說這個是菜呀！
1976年10月6日“四人幫”批捕起來，22日新華社才公布。這個事情我們華盛頓的保
釣人士都非常惊訝。据我了解，保釣人士多是根据人民日報的言論宣傳的，對此几
乎沒有質疑和批評。所以我們現在就應該檢討，在這過程中我們也受了“四人幫”
的影響。“四人幫”一打倒，保釣組織就散了，大家分道揚鑣。“四人幫”被打倒
之后，鄧小平在党內的地位就定下來了。1978年，我堅持做完了最后一期《華府春
秋》，分散出去。到現在，《華府春秋》有完整的收藏版本。
保釣讀書會
我們保釣的讀書會就像大陸的一樣，每周末都搞。內容也都是研讀馬列主義的著作
和時事討論。當然也還有一些串聯、放電影之類的活動。當時我們沒有錢，几個人
捐錢買電影机。那時候很多華僑對中國還是很有感情的。讀書會一直都沒有停，后
來有了照相机。保釣運動結束后，我們就把這些東西捐給了馬里蘭大學的留學生。
當時我們兩個人有固定的工作，固定的收入，固定的房子，他們那些人年輕人很多
都還沒有結婚，甚至拿了PHD也都沒有找到工作，很慌忙。所以在這种情況下，很多
東西都堆在我們家里。我們就像留學生的集中地，讓大家有机會坐在一起座談聊天，
交流和溝通。
從保釣運動讀書會我學習了不少關于中美關系的東西，也促使我對另外一些問題進
行了思考。比如說，我另外有几篇關于西藏問題歷史根源与未來出路的文章都受到
中國非常大的注意。我還受到西藏獨立人士的警告。台獨問題我也寫了几篇文章，
例如陳水扁下台是台獨末日的到來等一些類似的文章，也受到台獨分子的警告。
保釣運動与中美建交
1978年冬天，鄧小平上台以后，北京市最高層領導人到美國來听取意見。當時華盛
頓的保釣人士有二、三十人，都爭相要參加。那時候有位領導（不記得名字了）說
國內形勢大變，人民公社現在給農民分田地了。我當時對這個也不是很清楚，于是
就站起來問：“分田地分的是所有權，還是使用權？”那個領導急着回答說：“這
個問題我們還沒有考慮到，我們要回去討論這個問題，一星期后看報就可知道了。”
當時我想，土地都是國家所有的，所以這次分土地應該是分使用權，土地的所有權
還是國家的。假如使用權不是農民的話，那問題就大了，也不是社會主義了。我的
這次提問是影響最大的一次提問。
1979年，中美正式建立外交關系，鄧小平要來美國，使館的一個人叫做單達坼。知
道我是保釣運動里面年紀比較大的，很實干，有愛國情結，所以就讓我負責歡迎籌
辦這件事。我當時覺得保釣運動的人已經分散了，自己能力也有限，所以我就請了
華盛頓地區的名流20多人到我家。
對圖書館現代化的构想
我1957年到美國紐約市，在哥倫比亞大學打工讀書四年，讀了兩個學位，其中一個
圖書館專業是到羅格斯大學才完成的。這個對我寫作很有利，因為找資料寫書很方
便。
1961年起我到馬里蘭大學圖書館工作，每天收集資料。每年寫一篇關于移民的文章，
成了我這本排華史的書稿。這本書1975年在香港出版，1980、1985由大陸北京社會
科學院出版，1993年在台北出版，2006年翻譯成了英文，由外文出版社出版，現在
還有電子版。
1978年，鄧小平講，他要做一個后勤部的司令，我听了很有感想，于是寫了一篇文
章叫做《圖書館現代化十項构想》，在《華僑日報》發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圖書
館館長看了這篇文章之后，立刻寫信給我，請我到北京去作了一個月的交流。就是
那個時候，全國圖書館協會在北京開成立大會，我被邀請到北京軍事博物館大禮堂
公開演講，題目是：“圖書館工作現代化的几個方向問題”。
伉儷同心：沈己堯夫人黃瑞我的保釣經歷
家庭身世与背景
我（黃瑞我，下同）是台灣大學外文系畢業，那時印尼學生入台灣大學都不用考的。
我是第一批170多個人坐船到台灣的。那時候，我爸爸剛去世三個月。我本來不想走，
還想戴孝，但我媽媽說是你爸爸要你去台灣的，你脫孝吧，不要穿孝了！我爸爸只
留給我600美金，加上還有250美金的助學金念四年大學。因為听說美國政府給一個
印尼的華僑給的3000美金，所以我們住的宿舍很漂亮。那個時候趙麗蓮是我的英文
老師。我的中文很差，要我寫“三民主義”之類的我也不會。我就問，外文系不是
都是英文嗎？他們說，外文系也要讀中文的東西。后來我有點想回到印尼去。我媽
媽說不要回來，回印尼不會有好結果的。她講的對，她說你不管怎么樣都不要回來
了，宁愿犧牲印尼的護照，以后去香港。所以那時候我也沒有去過中國大陸，但我
大姐還在大陸。
我大姐是從印尼留學英國，而她又是留學生會的會長，所以對中共比較親密，同時
她還影響了几個同學也對中國產生了很親近的感情。當時，她就騙我爸爸說要回印
尼，其實那時候她還沒有讀完。我爸爸說不要回來，回印尼很貴，你不如在歐洲玩
玩。她非要回印尼不可，一下飛机，《自由報》親國民党的一個左派報館就等着要
采訪她。左派的一般都不敢來，但我爸爸比較親國民党。結果她不出來，我爸爸就
大發脾气，我大姐都沒跟我爸爸見一個面就走了，直接去了大陸。我姐姐后來是在
1982年去世的。那時候她在北京外國語言學院教英文，很多人都要出國，英文老師
都很緊張。加上大陸的老師，又不像美國的老師都是下課就拜拜了，很多學生還要
到她家里補習。結果她出去旅行的時候又吃錯了東西，后來就去世了。
1973年我第一次回大陸，那時美國還沒有中國大使館，我先生他們先到加拿大申請
了簽證，很快就拿到先坐飛机走了。但是我一直拿不到，于是我就打電話給渥太華
的總領館，我說我先生都早走了，我什么時候能拿到簽證？他們回答說，你先生跟
你背景不同，他是貧下中農。我是東南亞的華僑，印尼僑生，先到台灣念書，又到
香港，他們就說我的背景很复雜。后來，領館的人又說，听起來你的口音有點像客
家話。我說是呀！他說，那就沒有問題了，我相信你的，你赶緊去買票吧！這樣，
五月到九月，我才第一次來到大陸。
第一次回到大陸
到了大陸之后，就馬上要求离開廣州，就坐火車三天兩夜去北京。一到北京，我有
了一种完全不一樣的感覺，北京很大。看到我大姐的時候，對她說：你對不起爸爸、
媽媽。她說她也很可怜，到現在還沒有平反。因為她曾在英國留學，受了西方教育，
又是華僑的家庭，所以也曾一度被打倒。所以我看了她之后也很傷心，當時我先生
就問她說：你后悔嗎？她說：沒有后悔。后來我就常常跟他們去看大陸的風景，我
看到中國大陸的婦女都很厲害，我非常感動。我在美國，覺得美國的風景很漂亮；
回到台灣，因為僑生在台灣旅游是免費的，所以台灣全島我都旅行過。但台灣沒有
這么大，我就感嘆說大陸怎么這么大！這大致就是我第一次回中國大陸的情形。
回美國之后，開讀書會的時候我就跟李羅權他們講這些事。李羅權就說，黃瑞我你
講得津津有味，好像你什么都記得，你為什么不寫一篇文章！我說：啊，寫一篇文
章？我連中文都很差，我能寫到哪里呢？后來他們就鼓勵我寫這篇文章，現在看來
這篇文章很多地方寫得不好，但是那時候很少有人寫這种回中國之后的感想的文章。
所以后來這篇文章被當時的《華僑日報》刊登了，還有西部的《時代報》也都登出
來。登出來的時候，剛好是我媽媽的葬禮。一位老保釣人士就對我說，黃瑞我，真
可惜你媽媽走了，要是看到你的文章登出來了該多好！我當時真的不敢相信，既為
文章發表而高興，又為媽媽沒能看到而傷心。從這以后，我就開始慢慢寫短文。
后來，我先生也鼓勵我說，你寫一本書，就寫在美國的生活。因為我這個人很愛漂
亮，喜歡去買東西，打扮自己。那時候在美國沒有小碼的我的衣服，都是從香港寄
來的。所以我還時常做衣服。我先生就跟我講，你這樣買東西、做衣服，把自己打
扮得很漂亮，有什么收獲呢？我說我自己做衣服，很高興。他又說，你做衣服有什
么意思呢，不如寫寫文章，寫寫自己的感想。我一想，也對啊！所以馬上我的腦筋
就對買東西打扮沒什么興趣了，以后就開始認真寫文章。
話劇演出《家在台灣》
保釣運動的時候我不過是一個小小分子，但這卻是我最難忘的日子，最有益的日子。
我記得1975年的時候，我們華盛頓的几個保釣運動的朋友們商量要搞一個我們自己
的春節晚會，要有節目。鮑麗梨就說，我們搞一個話劇吧，就叫《家在台灣》，反
映台灣當年的社會現象，表達我們對台灣的深切關怀。這個話劇有三幕，是描寫三
個留學生回到台灣后的經歷和感受。那些留學生分成類：官僚的，還有農家的。我
演官僚的太太，我的先生由趙鑑芳扮演，我的儿子由李德怡扮演。我是敢說敢講的
一個官僚太太，敢罵台灣政府的坏話；我的先生就經常罵我說，不能夠亂講話；我
的儿子也在台灣。我們沒有錢買道具。恰好王顏鑄剛買了一套新沙發，愿意借給我
們。我們就把沙發從他家里搬到話劇演出的地方，趙鑑芳蓄起胡子，我穿上旗袍，
真的很像官僚。
這個話劇在華盛頓首演完之后，匹斯堡也請我們去。去匹茲堡的時候，他們就說：
黃瑞我，你去匹茲堡演的時候最好換換服裝，不要演得太年輕，你的頭發可以染一
染白的。因為劇里面趙鑑芳化妝化得老一些，于是我就說好的。到了匹茲堡演出的
時候，保釣的老朋友互相幫忙。我們不住在旅館，而是住在他們家里，睡地板、睡
沙發。當地的華僑看了之后反響很好，都說內容又丰富又好笑。
我們那几年都忙着參加保釣的事情，几乎沒有私人生活，甚至連我媽媽病重都沒有
時間去看她。忙到周末我都是忙保釣的事，我的駕照三年都忘了登記和更換還一直
在開。
七十年代華盛頓保釣運動的主要成員有李羅權，李羅權的太太叫張麗和，胡公明、
李玲瑤，還有胡文聲、潘承芬等。其中有一位叫小潘，廣州出生，他演戲很像大陸
的解放軍，我們很喜歡他，而且他還教我們跳舞、唱歌。那時候我們水准不夠，表
演節目的時候，跳舞是我們，唱歌是我們，演話劇還是我們。另外，趙鑑芳、王顏
鑄、印鐵林、付寶義、楊世芳、李德怡，這些人都是我們的老朋友。我們這些人每
個周末都見面，年輕人里面，像李羅權那時候還在讀書，還有的沒有找到工作，沒
有女朋友。但因為我們兩個有比較固定的收入，有房子，所以他們有什么事情就交
給我們。保釣這批人中并不單單包括我們這些知識分子，甚至餐館的師傅，還有很
多老板、服務生都是心想着大陸，那時候他們都是非常慷慨地有錢出錢，有力出力。
每個周末的讀書會，就是讀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之類的著作。那時候大陸穿着和
我們一樣，都很朴素，白衣黑褲，不敢燙頭發。
籌辦國慶慶祝活動
1982年，我們想在華盛頓辦一次33周年國慶慶祝活動，可惜沒有人敢出來，我就找
了几個剛剛從大陸來的留學生，后來又找到了另外一個名叫李振鏗的老板，他人很
好，每次我們有什么活動，只要是愛國的，他都鼎力相助。那一次，他就和我說，
“黃瑞我只要你肯出來，我出錢！”我說你講的對，我們要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我
來做主持人。我又問他說，李老板你真的支持我嗎？他說，支持！活動那一個晚上
的餐費，都由我一個餐館出。那時候，剛好有大陸來的歌唱家到華盛頓來，我也大
膽請他們來表演，但是坐飛机的錢要我們出。我又和李老板商量說，有兩個大陸歌
唱家要來，我們要給他們支付一些旅費。李老板當即就說，沒有問題！就這樣，我
到我們馬里蘭附近的中學終于找到了可以容納一千個人的一個很漂亮的大禮堂。我
跟學校定好价錢，然后把這些費用都告訴李老板，開玩笑的和他說，李老板是我們
的財主！李老板很痛快的就答應了，他說，沒有問題！
國慶當天的活動我們是買票才能入場，有700多人要參加。我一听到大使也要來，心
想這下可糟糕了，因為我們當時特別怕國民党的人來搗亂。于是，我又跟李老板商
量說，我想請三個美國白人保安人員。找到人之后，我問他們要從五點半中國大使
入常到九點半節目表演結束，大概要多少錢一個晚上。听到他們回答說要150塊美金
一個人的時候，我嚇死了。那個時候我們經濟狀況也不好，150塊簡直是個天价數字！
之所以要請三個人，我主要是考慮到要有一個保安在停車場，因為怕國民党的人在
停車場貼一些反共的標語不好看；一個保安在活動現場維持秩序；還有一個保安專
門負責保護大使的安全，我說我會告訴你們哪一個才是大使。
我當時的想法是，不做就不做，做了就要听我的話，我就是主人，不分親戚遠近。
有人就問說，我的女儿可以不可以表演？你先生沈己堯做什么？我說，他做茶、煮
茶，在廚房幫忙，因為廚房也要人幫忙。后來，柴大使找我先生，就問我說：黃瑞
我，你的愛人呢？我說，他在廚房忙。這件事情中，李老板在財力、物力方面都花
費了很多。這個事情完了之后沒過几天，大使館又有國慶接待日，因為馬上就是10月
1日。所以這個事情忙的自己都沒有時間吃飯，整理完那個辦活動的學校之后，就又
馬上到大使館參加國慶。
后來大使他們就和我說：老黃，你們這次華盛頓搞得不錯！但是我要問你一件事。
我說：是什么事？大使就說，“怎么有個老外老是跟着我，甚至于我上廁所，也站
在我旁邊。”我說，那是我叫他保護你的。因為時局情況很复雜，万一在上廁所的
時候出了事情怎么辦？那個時候國民党的人都很厲害，混雜在觀眾中，甚至于他們
都知道哪個是大使。任之恭就說，嗯，很好，你保護的很好！后來，我上台發言的
時候說，一來我要感謝柴大使來，請他講講現在國內的情況；二來，我要感謝李老
板，出了這么多錢。我說，李老板雖然不是教授，沒有那么多知識，但他很愛國。
如果不是他肯出錢，我們是沒有辦法搞這次慶祝活動的。所以總的說來，這次活動
令大家都很滿意，很完美地結束了這次國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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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先生、黃女士，您們好！
我是清華大學圖書館的程變愛，2010年的時候很榮幸在南昌給您們做了保釣
運動的口述，之后我們整理了文字稿發給您并收到了您的反饋。2020年是保釣運動
50周年，台灣同學會和清華圖書館保釣資料研究中心計划將之前的口述稿整理結集
出版，所以我將之前整理過的口述稿再發給您們，煩請再看看有沒有需要修訂之處。
另外，口述稿出版還需要獲得您們的授權，請您們將口述稿修改之后返回給我
時順便回复我一下是否同意我們將口述稿出版，謝謝！
順祝2020年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程變愛
北京•清華大學圖書館保釣資料收藏与研究中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