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先生是辛亥革命的領導者，
他的思想和功績將再一次被兩岸人民隆重緬懷和頌揚。
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面臨西方勢力集體入侵的進犯與蹂躪，正值十九世紀清朝 在經過近兩百年盛世之後而轉趨衰頹之際。一時內憂（回亂、稔匪、太平之亂）再 加外患層出無窮。但清庭在面臨燃眉之急卻因種種原因（包括慈禧太后之蠻橫跋扈， 但並不只此）而墨守成規，無法革新以自拔。然，朝野憂國圖存的努力，可劃歸為 四大運動或方案。先後分別為（1）自強運動（即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體用”倡 議）；(2)改制（康梁變法）（3）緩和性民族主義（立憲派）方案；（4）革命性民 族主義運動(即革命運動)。當時主張與追求革命者，以孫中山所領導的同盟會成員 為主（在1911年也有部份立憲派參加）。他們在1906至 1910年間發動了為求推翻滿 清的九次武裝起義，均告失敗。但在1911年第十次起義，成功地奪取了武昌，然後 各省先後宣告獨立。清庭命袁世凱應變調停無功、見大勢已去乃宣佈遜位。從此中 國帝制朝代更替的歷史，劃上永遠的修止符。是之為辛亥革命。 如果歷史不可切斷而有其自己延綿發展之邏輯的話，那麼辛亥革命既是歷史的 產物，又是為中國之未來鋪下了必然的途徑。 以下，我們要探討兩件事項。（1）清廷遲遲未能改革，究竟為何道理？我們更 可以由此體察清庭遺風對未來發展的影響，包括為何某些受過西方教育的精英以後 要否定傳統中國文化。（2）“民族主義”於清末因中國飽受帝國主義欺淩而抬頭騰 飛後，其長遠意義及所起之作用為何？ 辛亥革命前的滿清政治情況 （一）中國在清朝的政治結構情況。由於滿清是以一個少數民族征服了漢族的 多數民族而成立，在1644年建立了清朝以後，長時期擔心漢人造反，故而採取了某 些特殊措施。譬如全國遍佈八旗軍，駐紮險要重鎮；形同一個“衛戍政體”（garrison state）。政府設立督撫制度，雖曰滿漢共治，實則用滿人任總督以監控漢人之巡撫 與州縣以及整個官僚體系（包括軍勇）。地方如有戰亂，朝廷則派欽差大臣 (代表 清帝)督導地方督撫應急，以確保地方官員絕對效忠於皇上。官宦之途並設迴避制， 即任何人不得回歸自己省籍擔任父母官（譬如江西人不可回江西作縣令），以防私 相授受。為了廣為防範漢人謀反，清庭鼓勵讀書人攢營章句小楷、講究八股文章； 並以琴棋書畫打發其多餘時間等等。清庭對漢族讀書人不放心，可從清初文字獄纍 纍中看出。 （二）人文現狀。滿清一朝於1644年建立之初，中國人口僅及半億（1650年代）； 至1840年人口已增加八倍，達四億之多。漢人雖然可賴科舉仕途昇遷，但滿人的王 爺貝勒，實為永遠的世襲統治階級；其人數之多，遠超過前此任何朝代的王室。無 形背逆了歷來開科取士促成社會昇遷的精神。 （三）滿人入關之初，王族嚴然形同僧侶，紀律嚴明。殆至乾隆時期，已贓賄 大獄累出無窮。和珅二十年宰相所聚斂財產八萬萬兩，超過了國庫歲入十年的總額。 貪贓腐敗之風並沒有因為和珅被嘉慶皇帝處死而中斷。 （四）清廷在十九世紀面臨內憂外患之際，其延續自己之慾望遠超過革新中國 之需要。何況在洪楊之亂後，更有理由拒絕革新以求自存（見下）。 洪楊之亂對清廷所起的震撼與後果 洪楊之亂（1850-1864），可說是奠定了滿清覆滅的基礎和預期辛亥革命的成功。 有以下幾點，值得一提： （1）八旗綠營相繼廢馳，已無法對付洪楊之亂。欽差大臣制度也已失去其作用。 看來半壁江山已告失落。清廷不得不起用諸如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漢臣，率 領自己家鄉之子弟兵（湘軍、淮軍等）應戰，終將叛亂平覆。自此，漢人之權勢大 增，督撫地方軍抬頭。亦造成軍隊私有制之殷始。洪楊之亂以前，清廷所設總督八 人中，滿人佔2/3；漢人僅佔1/3。巡撫18人中，漢人佔2/3。但在洪楊之亂後，漢人 佔總督之2/3；佔巡撫之90%。中央政府原先滿漢 2比1之比率也已推翻。曾國藩、李 鴻章等漢人開始拜相。 (2)更重要的是，清廷深知漢人精英之如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甘願輔助清 庭的滿人，消滅了也是漢人領導的太平天國之亂的道理，乃在洪秀全反對儒家、並 以耶穌基督兄弟自居，因而侍奉“天父天兄”。相反地，清庭雖是滿人，卻尊孔倡 儒。所以，曾、李、左諸人為了要消除反儒的太平軍，甘願為滿人的清庭效力。 （近來，有人以曾、李、左等漢人不幫助同是漢人的太平運動而反為甘願作滿清之 鷹犬而加以垢病。均是未能瞭解其中之微妙道理。） （3）洪楊之亂既平，清廷慶幸由於它尊儒擁孔才得苟延殘息；所以從此決定更 加堅持尊儒不變。認為唯有如此，方能繼續得到漢人精英之擁戴與忠心。才能確保 滿清的江山。此所以清廷堅持不變之真蒂；更誤認堅持舊禮教與舊制度就是尊儒。 鑑諸此，各地凡有小規模西化自強之努力，譬如漢冶萍煉鋼與江南造船業等，均是 地方漢族官員（如張之洞、李鴻章等）在自己轄區內所施行的創舉。然而西方國家 船堅炮厲，一再向中國進逼掠奪，毫無止境。等到清廷非變不可時，又誤信是儒家 思想不利革新，乃於1906廢除科舉。這更助長了革命黨人的陣營（見下）。 辛亥革命成功之要素 由政治學眼光來分析，辛亥革命有幾項要素，包括（1）革命領導精英；（2） 革命之號召（驅除韃虜、復興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3）革命運動的組織 （興中會、同盟會、革命黨、文學社、與共進會）；（4）革命戰略（發動城市進攻、 再加暗殺）；（5）巧合與機遇（譬如慈禧與光緒同於1908 年去世）。我們以下對 第（1）與第（5）略加申述。 反清革命自初期以來之參預者與領導精英，很多均受過西方薰陶（譬如孫中山 即是受的西醫外科教育）。中國傳統的士大夫階層，總數不過佔全國人口 2.14%(相 較於日本協助明治維新的“武士”精英佔全國6%）。本來人數就不多。但因礙於科 舉的約束，很多知識分子最初對革命的號召，多裹足不前。但科舉制度在1906年取 消以後，原來兢兢業業的學子，發覺他們十年寒窗的辛勞與夢想頓時破滅。一夜之 間，很多義無反顧地參加了革命陣營。所以在五年後的 1911（辛亥年）革命黨人第 十次之役，能夠一舉而拿下武昌，恐怕與這些生力軍之參加，不無道理。 1911年7月在川、漢、粵各地因“鐵路國有”糾紛，而發生清廷為“保路”出兵 而有“格殺勿論”事件。引起絕望之商人倒向革命黨人。再加幫會之協助。清廷所 練新軍，本是最有現代訓練也是最富現代頭腦的人員。經文學社之蔣祤武等聯絡與 策動，已產生很多不滿分子深藏其中。是年秋在同盟會推動下，文學社和共進會在 武昌設立起義總部，準備發動新軍起義。由於計劃洩露，起義機關被清軍破獲。形 勢危急。10月10日晚，新軍工程營熊秉坤率部首先起義。各營奮起，攻陷總督衙門， 佔領武昌。鄂督與新軍統制及文武大小各吏，皆嚇破膽而倉促棄城逃遁。武昌遂為 革命軍所有；繼陷漢陽、漢口。革命軍成立湖北軍政府，推新軍協統黎元洪為中華 民國軍政府革命軍鄂軍都督。並發表宣言，號召各省起義。各省相繼響應。形成席 捲中國的辛亥革命。 清廷腐敗與拒變在辛亥革命以後造成的流弊 儘管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更終止了帝制，但清末遺風對後世的某些不良影響， 吾人不可不知。 （甲）洪楊之亂後，清廷元氣大傷，國庫空虛。不得已而有“捐官”（賣官） 之舉。一時在科舉功名之外另有“捐生”（美其名曰“監生”）之列。以後在民國 以來不同政府均偶而發生類似賣官之陋習。別的不說，就是在陳水扁任期內，軍隊 將領居然可以買官晉級。醜聞因監察院徹查爆光時，發現在他任期八年中有732名軍 官晉昇。 （乙）洪楊之亂由於曾、李、左諸人均靠統領子弟兵方能將之平息，從此開了 民初軍隊私有制之始（已如上述）。再加袁世凱北洋體系傳統與勢力，在清廷推翻 以後而正式政府未能確實建立之前，遂有軍閥割據(以及搞派系與小圈圈)局面，達 20餘年。縱使在北伐成功而南京政府(國民黨)成立以後，歷經抗戰、勝利、復員以 至國共內戰期間，各地軍閥勢力(以及派系)仍未有徹底消除。 （丙）由於洪楊之亂後，清廷以為只要尊儒擁孔即可得到漢人臣子與全國漢人 中堅之擁戴，更誤以為墨守成規、堅持舊禮教就是尊儒（也已如上述），無形在民 間製造了一個假象。一般人（尤以某些喝了洋水的知識分子）誤以為是儒家思想拒 絕改變，並因此斷定儒家誤國。故乃有人在滿清推翻後奮臂高呼“打倒孔家店”、 “線裝書扔茅坑”，一時也得到相當的回響。因此孔子沾污垢面近80年，在中國大 陸直至改革開放以後方稍有轉機。 （丁）滿人統治中國，荒廢歷來中國朝廷之禦史制度，廢除一切足以防範皇帝 過分極權專製作風之傳統。朝廷對外是“天朝”，臣子在皇帝面前永遠自稱“奴才”， 極盡奴顏婢膝之能事。似此皇帝與臣子間之差距，是以前歷代之所未見。再加無論 在中央或地方政府，也無論官至幾品，均有滿人監視漢人之陋規（已如上述），造 成官官彼此猜忌。皇帝對臣子並有絕對監控管道，甚至朝中大臣昨夜博弈（打麻將） 輸了銀兩若干，一早上朝時，皇帝已經知曉。這些均影響了民國以來政府專制與官 僚(包括現代西廠)之作風。 辛亥革命、孫中山理想與百年來中國社會結合演變之鳥瞰 辛亥革命的次年（1912）中華民國誕生。象徵了中國從此有一個由人民組成以 代替帝制王朝的政體。此次革命的共主孫中山先生被推為臨時大總統。雖然不久就 讓位於有軍事實力的袁世凱，但在國人心目中，孫仍是民國的“國父”。在辛亥革 命後一百年的今日回顧，我覺得有三點總結，我們不得不認知，才算對中國近代史 有確切的掌握。 第一，由孫中山所代表的“革命民族主義”，從今日回顧看來，是較為持穩而 偏右的一股力量（後來成為國民黨）。另外一股“革命民族主義”力量，則是更較 激進的由毛澤東代表的左派勢力（共產黨）。在我們紀念辛亥革命一百週年，我們 可以總結的說﹕近一百年來，正是由現代革命民族主義這兩股力量支配了中國國家 與人民。到現在仍是如此。在台灣的政權與社會，是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後而建立的 中華民國的延續，代表了當時革命性民族主義的較保守的一股力量。而在今日大陸 的政權與社會，是代表同樣革命民族主義的另一股力量。雖然二者在意識形態上以 及政體作風上有如涇渭之分，但個人認為二者同是中國現代革命民族主義的產物。 孫中山的“驅逐韃虜、復興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號召，可說不僅是當初 革命黨（後來之國民黨）的目標。在很大的成份上也是所有其他黨派（包括中國共 產黨）的企望。正因為如此，所以自毛澤東以來的共產黨人均奉孫中山為“革命的 先行者”。這裡需要一個腳註，即當初的“驅逐韃虜”，雖然在狹義上是指推翻滿 人專政，但在廣義上，也可說矛頭是指向（西方與日本）帝國主義。在這個意義上， 由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黨人與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是有先後共鳴之效的。但孫中山所 代表的革命民族主義之右翼，與毛澤東所代表的革命民族主義之左翼，僅在反帝國 主義一點上相同。而在對中國社會、傳統文化與固有道德上，有天壤之別。知道這 點，才能更深一層體會到今日大陸與台灣間基本問題之癥結何在。 第二，自漢朝以來，由於科舉制度開科取士的關係，政府等於絕對掌握了社會 昇遷的管道，所以掌握了知識份子的向心力與忠誠。而知識分子又絕大多數來自地 主家庭。所以，朝廷的統治階層與知識分子（士大夫）和地主階級（即傳統農業社 會掌控經濟的最重要階級），是絕對站在同一陣線。這也是為甚麼帝王朝代時期持 續了兩千多年的道理(儘管有改朝換代，但同樣的帝制世世相承兩千多年)。可是， 辛亥革命，卻開了知識分子與政府統治階層對抗的先河。民國以後，由五四運動以 至國共內戰時學生的“反飢餓”“反戰爭”對（國民黨）政府示威遊行等等，均是 延續了始自辛亥革命以來的知識分子反政府的潮流。 第三，中國數千年的政治史，直到辛亥革命以前，可說相較之下僅有“文化主 義”，而無民族主義。譬如儘管蒙古人與滿人在入關之前均是異族，但在他們先後 控制了中國版圖而建立了元朝（1260-1368）與清朝（1644-1911）以後，之所以被 中國人接受的道理，就是因為他們入關後全盤接受中華文化。故曰文化主義，而無 民族主義也。元清二朝，雖然間或有少數漢人反抗之雜音，但全中國絕大多數的人 民（包括漢人的多數）均因此而悄然接受這當初本是外來異族的統治與其合法性； 並沒有因為他們是異族而不接受他們的統治。這兩朝之間，以清朝歷屆皇帝更深入 地納入並積極發揚中華文化（譬如編撰“康熙字典”，整理四庫全書等）。也因如 此，清朝比元朝維持要長159年之多。這正代表了中國人“文化主義”的表現。可是， 辛亥革命是在“驅逐韃虜”號召之下執行，而孫中山的 “三民主義”是以“民族主 義”領先。所以可說辛亥革命改變了這一切。民族主義，從此替代了以前的“文化 主義”。 我們知道在世界上，無論在西方、日本，或更近代的反殖民的“民族主義”， 均有一共同點。即“民族主義”象徵了確保國家獨立、鞏固主權、維護領土完整、 再加建立鞏固的政權為當務之急(the dictate of state building）。但，在“反 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中國）和“反殖民主義”的民族主義（二戰後掙脫殖民桎 楛而獲獨立的新興國家），與歐洲及日本的民族主義在另一方面有很重要的差異。 即對前二者而言，它們的當務之急，不在擴張既有之領土或發動侵略戰爭。在歐洲 相同的時間（即在脫離了中古世紀教會之支配與帝國陰影而孕出現代獨立“民族國 家”的時代），也曾出現“國家至上”的絕對強權政府（state absolutism）。有 人研究過，發現英國在民主到來以前的王權時代，它的國王權柄比中國任何朝代皇 帝的權力，只有過之而無不及。在明治維新的日本，也同樣出現了絕對強勢的政府。 但是，在歐洲與日本，民族主義除了帶來過渡的強權政府以外，還帶來了向外侵略 的帝國主義劣績。知道了此點，就知道中國在它的民族主義到臨之後所經過的強勢 政權建造的過程，在世界史上並不是“獨此一家、別無分號”的。但中國的民族主 義，因為它帶有濃厚的反帝國主義色彩，所以不會導致變為帝國主義侵略他人的詛 咒。這和歷史上的歐洲與日本完全不一樣，而和前殖民地的“反殖民式民族主義” 有相當共同點。這也是辛亥革命百年後，我們應吸收到的歷史啟示。更是我們應該 讓西方(與日本)也同樣正視的不可忽略的歷史教材。他們若認識到這一點，就會正確 判斷中國今日的興起會不會造成對他人的威脅。 結束語 除了以上所說孫中山與毛澤東各自代表的民族主義有共同點（即反帝國主義） 以外，孫中山的“民生主義”以及他的復興中華的方案（見諸他的《建國方略》、 《建國大綱》），遙遙呼應了鄧小平所設計的“改革開放”振興中國的策略。鄧之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孫的民生主義，正是異曲同工。前者是以國家領導經濟為主， 輔以市場經濟。而孫中山的發達國家資本、節制私人資本，用意幾乎同出一轍。孫 中山援用禮記大同篇的“大同”思想。與今日北京倡導的“和諧社會”，亦不僅異 途同歸而已也。孫中山遺囑中的“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雖然有其時代 的背景，但如是換成今日世界上濟弱扶貧政策，也和北京當前對外（譬如在非洲與 拉美）的作為雷同。 在辛亥革命百年之後，中國能和平崛起復興，坐二望一，又能謹守中山先生 “國強不霸”的精神。中山先生在天之靈，應該欣慰。但，中山先生曾明確指示： “統一是中國全體國民的希望。能夠統一，全國國民便享福；不能統一，便要受害”。 這似乎正是對今日台灣同胞而言的。希望我們，無論是在海外的華人，或是在國內 （包括台灣）的華人，僅記中山先生“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的遺訓，為 中國的最後完全統一，做出不懈的貢獻。這才是我們在百年後紀念辛亥革命應有的 認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