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光飛逝，驀然回首，1970年代的保衛釣魚台運動（簡稱釣運）及其後的統一運動
（簡稱統運）迄今已屆滿半個世紀。回首來時路，釣運與統運可以說影響了我的一
生。50年的歷程可謂跌宕起伏，有高潮也有低谷，但我始終不忘初心，砥礪前行，
如今雖鬢髮已霜，但丹心難滅，老驥伏櫪，志在千里。
50年前釣運的肇因大抵有二，一是那時留美華人學生多來自台灣和香港，他們普遍
具有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使命感和民族主義情懷；二是受美國大學校園內思潮的影
響，其時越戰正酣，反戰活動層出不窮，青年的社會運動洶湧澎湃，帶給留學生很
大的觸動。加上對日寇苦大仇深，然而1970年，美國擬議向日本「歸還」琉球群島，
竟將中國的釣魚台劃入歸還的範圍內。美日將中國領土「私相授受」，引起留美學
生極大的憤慨，大家奮起想保衛中國神聖領土釣魚台。
全美各地爆發保釣大遊行
1971年1月29日和30日，全美各大城市：紐約、華盛頓、芝加哥、西雅圖、舊金山、
洛杉磯等地留學生與當地華僑、華人，同時舉行了保釣抗議示威大遊行。
1971年4月10日華盛頓大遊行，可說是保釣的最高潮。當天來自全美17個地區，30餘
所院校，據《紐約時報》估計約2,500至3,000位留學生聚集在華府憲法大道與23街
的廣場上。他們激情燃燒，一路高唱《釣魚台戰歌》、We Shall Overcome!，高喊
著口號Diaoyutai Chinese Land。
日本大使館的回應早在示威者的意料中。美國國務院的回應不僅明顯地偏袒日本，
而且態度傲慢，完全不理會保釣人士在抗議信中陳述的理由，這令大家深感委屈和
受挫。而國府官員非但沒有表現出堅決的保釣立場，連周書楷大使都沒有出來與遊
行隊伍講話，接待人員甚至說，國府沒有收到用雙掛號寄出的上千名留學生的聯名
信。保釣留學生驀然發現，保釣事件的根源，不只是外侮，還有內賊。因此，演講
人王春生就喊：「這樣的政府，我們要不要唾棄它？」遊行群眾都回應「唾棄它！
唾棄它！」
對國府失望轉而寄望北京
遊行結束後，在馬里蘭大學學生活動中心召開檢討會，對國府的失望及保釣運動的
出路成了會議主軸。有人提出，既然國民政府不保釣，不如寄望北京政府，左右分
家已初見端倪。
正在此時，美國總統尼克森宣布，他已經派遣特使季辛吉秘密訪問北京，並計畫於
次年訪華，打開中美兩國敵對20多年的僵局。這對保釣運動產生巨大衝擊，台灣留
美學生猛然發現，北京政府已強大到美國總統必須登門拜訪的地步。「說不定北京
政府能保釣」，保釣人士仿佛在迷霧中看到了一盞明燈。
當時，美國社會掀起了一陣「中國熱」。不少保釣人士如饑似渴地閱讀有關中國的
報導與書籍，很快就把保釣運動轉化為認識及認同新中國的運動。1971年暑假，威
斯康辛麥迪森、加州柏克萊、德州休士頓、堪薩斯及羅德島布朗大學，召開了中西
部、西部、南部和東部的「國是會議」。
安娜堡「全美國是大會」
9月3日至5日，美國勞動節，密西根安娜堡召開了「全美國是大會」，通過5項決議：
(1)反對任何「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國際陰謀；(2)所有一切外國勢力必須
自中國的領土、領空、領海撤出；(3)台灣問題應由中國人民自行解決；(4)反對任
何出賣中國領土主權的政黨；(5)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
會議並決定於9月21日到聯合國示威，支持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
至此，保釣運動左右兩派分道揚鑣。我也因為擔任921示威大遊行總指揮，而被列入
黑名單，20年不能回台。
通過開研討會和主辦刊物，釣運學生經歷了覺醒、反思、批判、認同、回歸的過程。
具體而言，就是一方面消除了反毛、恐共、仇共的心結；另一方面，接受社會主義
新中國。同時認清了只有中國統一，保釣才有實現的可能。原本只想保衛釣魚台這
一美麗小島的運動，在短短不到一年時間，迅速轉成認同和回歸新中國的統一運動。
1971年12月24日至25日，在紐約舉辦的「中國統一討論會」，成立了「中國統一行
動委員會」。1972年冬天《歐洲通訊》成員在德國海德堡聚會，決定成立「歐洲中
國和平統一促進會」，並於1973年底在德國斯圖加特註冊為民間團體。
重頭學習台灣史了解台灣
釣運轉為統運之後，台灣問題自然而然成為保釣人士關注的焦點。安娜堡「全美國
是大會」特別安排了一場有關台灣問題的討論，由我和伊利諾大學法學院的陳恒次，
與時任台獨聯盟宣傳部長的羅福全對話。此後，我成為與台獨辯論的主要人選之一，
主要原因可能我是保釣分子中較少見的「正港台灣人」，而且出自工人家庭，在當
時屬於「根正苗紅」人士。
我雖然自台大歷史系畢業，但在大學時並未修過台灣史。為了工作需要，不得不進
行惡補。葉榮鐘的《台灣民族運動史》和矢內原忠雄的《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的台
灣》是我的啟蒙。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出版的「台灣叢書」、「台灣文化協會」出
版的《台灣民報》，是我瞭解日據時代台灣及抗日事蹟的重要史料。這些給了我與
台獨分子辯論的底氣，以及與大陸涉台單位進行交流的依據。
我歷來認為統一問題，歸根結柢是認同的問題，而認同問題就是歷史問題。基於這
樣的理解，我自1977年第二次赴大陸與廈門大學歷史系教授交流時，就建議要著力
研究台灣史，尤其是日據時代的台灣史。我強調理解和詮釋日據時代台灣史，攸關
統獨的大是大非問題。不論是日據初期的武裝抗日，或後來的政治運動，都彰顯了
台灣同胞不愧為中華民族的好兒女。時任廈大歷史系主任，留日的陳碧笙教授頗以
為然。後來他寫了一冊300餘頁的《台灣地方史》。
1980年7月，廈門大學設立了全國第一所台灣研究所(2004年2月升格為台灣研究院)，
我將珍藏的台灣資料悉數捐贈給它。1984年9月中國社科院成立台灣研究所。1999年
4月上海在海協會會長汪道涵的倡議下成立了台灣研究所。此外，北京聯合大學也設
立了台灣研究院。這些智庫多半聚焦台灣政治、經濟、文化、對外關係及兩岸現狀，
對台灣史並沒有太多著墨。
台灣坊間幾乎所有台灣史的書籍都充斥著台獨史觀，加上民進黨當局無所不用其極
地修改歷史課綱、去中國化，致使台灣年輕一代的中華民族認同蕩然無存。台灣人
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唐山」的「原鄉」成了「他鄉」，甚至變成「敵國」，大
陸同胞更被侮蔑為「支那賤種」。
在這種情況下，大陸翻天覆地的轉變不是引以為榮的成就，而是「外來的威脅」；
善意的讓利則被視為「統戰陰謀」。
改變認同才能和平統一
兩岸統一，尤其是和平統一，不論是水到渠成，還是渠成水到，都需要時間。很多
人認為，時間在大陸這邊，我則以為，固然隨著時間推移，中國的綜合國力將更上
一個台階，美國對兩岸統一的阻力勢必隨之縮小。但以台灣人對國族認同的趨勢而
言，時間拖久對統一未必有利。根據政治大學選研中心1996年和2020年的民調，自
認是台灣人但不是中國人的比率，從24.1%上升到67%；自認是中國人的比率從17.6%下
降到2.4%；自認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比率從66.9%下降到29.9%。而主張台獨或維
持現狀者明顯上升；主張統一者顯著下降。由此可見，久拖不決，極可能會夜長夢
多。
習近平總書記2019年1月2日《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指出，
「兩岸長期存在的政治分歧問題是影響兩岸關係行穩致遠的總根子，總不能一代一
代傳下去」；「廣大台灣同胞具有光榮的愛國主義傳統，是我們的骨肉天親」；
「台灣同胞在中國近代爭取民族解放鬥爭中作出了重要貢獻，不愧為英勇的中華兒
女」。這些話表明，習近平深知建立民族認同是促進統一最主要的工作。
保釣迄今50年，《告台灣同胞書》發表至今也已逾40年，作為釣運和統運的參與者，
有作為，也不免有遺憾，但仍願以「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自勉。
(本文刊於《觀察》雜誌2020年第8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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