歡迎閱覽【花俊雄專欄】
一、導言 1981年夏天，在葉劍英人大委員長《有關和平統一台灣的九條方針政策》（簡稱 《葉九條》）發表之前，我應有關方面邀請赴北京，在鐵獅子胡同孫中山故居与日后 社科院台灣研究所的一些骨干討論台灣問題。會后有關方面為了讓我更進一步了解 當時的國情，讓我到上海參觀金山石油化工總厂和寶山鋼鐵厂，并到成立剛好一年 的深圳經濟特區看看。當時深圳正在大興土木，塵土飛揚，實在看不出什么明堂， 更不敢想象一個前景不明的經濟特區，40年后竟然從一個名不見經傳的邊陲小漁村 變成一個國際矚目的現代化大都市。深圳用40年的時間，走過了外國一些大都市上 百年才完成的歷程，深圳的兌變不愧為人間奇跡。 二、深圳經濟特區緣起 歷史的鏡頭拉回到40多年前，當時的中國正徘徊在“向何處去”的十字路口。1978年 12月，中國共產党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把党和國家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 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實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党的歷史的偉大轉折，開啟了中 國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 1978年4月，剛剛出獄的習仲勳（習近平令尊、陝甘邊區創建人，后任副總理及人 大副委員長）被委以重托“看守南大門”時，正是廣東偷渡逃港最嚴重的時期。7月， 習仲勳首次到基層考察，來到深圳—當時的寶安縣。當時的寶安，正處在偷渡逃港 的風口浪尖上。習仲勳的足跡几乎踏遍如今深圳市區的范圍，所見所聞令他憂心忡 忡。7、8月份正是收割的時候，可是在田地里卻沒有看到農忙景象，田里只有老年 婦女、小孩和邊防部隊派來幫助收割的戰士，精壯勞力都跑了。在沙頭角的中英街， 習仲勳看到香港那邊車水馬龍，寶安這邊卻冷落蕭條，他對時任寶安縣委書記的方 苞說，解放快30年了，那邊很繁榮，我們這邊卻破破爛爛。這种鮮明的對比讓習仲 勳對問題根源有了明确的判斷：制止逃港的根本措施是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 平。面對偷渡逃港潮，習仲勳說：“我們自己的生活條件差，問題解決不了，怎么 能把他們叫偷渡犯呢？這些人是外流不是外逃，是人民內部矛盾，不是敵我矛盾。 經濟搞好了，逃過去的人又會跑回到我們這邊來。”這在當時可謂勇敢果決的評斷。 1990年深圳特區成立10周年，習仲勳意味深長地說了這樣一番話：“千言万語說得 再多，都是沒用的，把人民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辦法。不然，人民只會用 腳投票。” 1979年4月，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上習仲勳提出：“現在仍然是權力過于 集中，這個問題沒有解決。經濟管理体制問題就是集權和分權的問題，要處理好這 個關系。現在地方感到辦事難，沒有權，很難辦。”習仲勳說，廣東臨近港澳，華 僑眾多，應充分利用這個有利條件，積极開展對外經濟技術交流。在這方面，希望 中央給點權，讓廣東先走一步，放手干。在華國鋒、鄧小平、李先念等听取中央工 作會議各組主講人匯報時，習仲勳作為中南組召集人進一步提出：廣東打算仿效外 國加工出口區的形式，進行觀察、學習、試驗，運用國際慣例，在毗鄰港澳的深圳 市（1979年3月寶安縣改為深圳市）、珠海市和重要僑鄉汕頭市划出一塊地方，單獨 進行管理，作為華僑、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資場所，按照國際市場的需要組織生產， 初步定名為“貿易合作區”。鄧小平說：“還是叫特區好，陝甘宁開始就叫特區嘛”。 鄧小平還表示：“中央沒有錢，可以給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 1980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廣東、福建兩省會議紀要》，正式將 “特區”定名為“經濟特區”。1980年8月26日，深圳經濟特區正式建立。在習仲勳 力主下要來“先行一步”“尚方寶劍”的規定，從此踏上了改革開放的新征程。中 國，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新時代。 三、深圳奇跡 從正式宣告經濟特區誕生之日起，深圳就開始了風風火火、沸沸揚揚的日子。為了 解決勞動力不足的問題，中央軍委及時調遣兩万基建工程兵進行支援。同時，來自四 面八方的几十万建設者也云集深圳，他們都成為特區建設的“開荒牛”。 根据當時國內經濟的現實情況，深圳經濟特區在開創階段，主要采用“三來一補” 的形式開辦企業，即來料加工、來樣加工、來件裝配和補償貿易。企業依靠外商提 供的原料、技術、設備等，根据對方提出的產品質量、規格、款式等要求，完成加 工、組裝、整合等基礎制造環節，最后把產品提供給外商，并獲取相應的回報。許 多“三來一補”企業后來逐步發展成為以自產產品為主的“三資”企業，即中外合 資、中外合作、外商獨資經營企業。這些企業的勞動力靠著全國各地涌來的打工仔、 打工妹不辭辛勞的打拼支撐。1989年的百万民工“南下潮”，更是讓深圳成為外來 工聚集最早、最多的城市。 深圳通過“三資”企業吸引了大量外資，使經濟迅猛發展，為后來轉型高新技術加 工制造奠定了基礎。上世紀90年代，一系列具有前瞻性和突破性的政策措施出台，深 圳主動放棄了加工貿易的紅利，明确以高新技術產業為先導的政策措施，引導企業 建立研發机构提升自主創新能力。此后，高新技術產業在深圳這塊中國改革開放 “試驗田”上生根發芽，逐步壯大。 40年前深圳建市之初可以說是一個“科技荒漠”，整個城市只有兩名工程師，科技 資源几乎為零。如今，深圳已經走在了創新前沿：擁有超過3万家科技創新型企業， 華為、騰訊、比亞迪、大疆、中興等一批各領域內的領先企業在這片土地上崛起。 2019年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占深圳地區生產總值比重高達37.7%，日新月异的高新 技術產業已經成為深圳發展的重要引擎。在福布斯（Forbes）中國分別的創新力最 強的30個城市榜單上，深圳位列中國城市榜首，成為當之無愧的“創新之城”。習 近平在“40周年慶祝大會”的講話中指出，40年來深圳首創1000多項改革舉措， “實現了由經濟体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的歷史性跨越”。 不僅如此，40年來敢闖敢拼的深圳人一直致力于將“中國制造”轉變成“中國創造”。 如今的深圳已經擁有5G、新能源汽車、柔性顯示等一系列高新技術，其中不少走在 世界前列。2019年，深圳每万人口發明專利擁有量高達106.3件，為全國平均水平的 8倍；《專利合作條約》（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PCT）國際專利申請量連 續16年居全國城市首位，占全國申請總量的30.6%。深圳已經從跟隨模仿式創新躍升 到引領創新。 這其中，企業自主創新是一大亮點。在深圳有這樣一組數据：90%以上的創新企業 是本土企業、90%以上的研發机构設在企業、90%以上的研發人員集中在企業、90%以 上的研發資金來自企業、90%以上的職務發明專利出自企業、90%以上的重大科技項 目發明專利來源于龍頭企業。以企業為主体、以市場為導向，已經成為深圳創新的 最大特點。 此外，還要看到，深圳的創新得益于改革開放，得益于抓住最近几輪全球產業結构 調整的契机，積极融入全球產業体系。從上世紀80年代承接歐美等國家地區的產業轉 移，到90年代大力發展電子工業；從21世紀初把握机會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到第二 個十年努力實現以戰略性新興產業為主導的新一輪產業轉型升級，每一次深圳都踩 准節奏，抓住机遇，用開放与創新相互滋養，從而成功躋身于全球創新价值鏈，成 為科技創新高地。未來，創新依然是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的第一 動力。 從經濟特區建立以來，深圳經濟總量從2.7億人民幣到2019年翻一万倍達2.7万億， 在亞洲城市排行第五；財政收入從不足1億人民幣到2019年翻九千四百余倍達9424億； 外貿總量從0.18億美元到2019年翻兩万四千倍達4315億美元。從“殺出一條血路” 到“走出一條新路”，肩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的深圳探索實踐，成為推 動今天經濟特區步入新發展階段的生動演繹。《經濟學人》雜志評价全世界4000個 特區，認為深圳特區是最成功的。 四、深港對比 在經濟特區建立之前，深圳曾經流傳著這樣的順口溜：“寶安只有三件寶，蒼蠅、 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當時，寶安縣農民一天的平 均收入大約為0.7元人民幣，而香港農民一天的平均收入為70港元，兩者相差100倍 左右。農民說：“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對面8分錢”（指寄信到香港叫親屬匯款回 來）。深圳与香港隔深圳河相望，香港那邊可以“喝早茶”，能用電視机、洗衣机 了；深圳這邊還在啃紅薯吃咸菜。 1977年11月，鄧小平到廣東視察，當听到廣東省委匯報逃港潮時，他敏銳地指出： “這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此事不是部隊管得了的。” 1980年夏，習仲勳和省委其他負責人研究決定，讓各地委書記前往香港、澳門參觀 訪問。在超級市場上除了能見到廣州的“豆豉鯪魚”外，再也看不到別的廣東商品。 新會橙1港元可買10個，而美國的金山橙卻要10港元才能買1個。這一發現令他們大 吃一惊！大家紛紛表示回去之后要放開手腳，大干快上，真正殺出一條血路來！ 深圳經濟特區成立剛滿40周年，而香港自1980年第二次經濟轉型以來也度過了40年， 但兩者的發展速度卻判若云泥。在1979年深圳的GDP總量只有2.7億人民幣，到了2019年 翻了一万倍達到2.7万億人民幣，而同期香港GDP則只由225.3億美元，翻了十六倍至 3660億美元，折合約2.5万人民幣，已低于深圳。一水之隔的深圳和香港，就像是兩 個個性和命運完全不同的孩子—深圳的血液中帶有試驗精神和敢闖敢拼的“天然基 因”，出生時一窮二白，只能摸爬滾打地成長，撞到南牆就回頭，走得平穩就繼續， 不斷在探索中前行。深圳的經濟發展已如上節所述，當原有發展模式愈趨飽和時， 深圳以“滾動規划”和“适度超前”兩大原則隨机應變成功華麗升級。反觀香港， 盡管特區政府早於回歸之初揚言要發展“知識型經濟”，又於2009年的施政報告中 提出“六大优勢產業”，但直到今時今日，香港仍舊依賴金融服務業及地產業，其 他產業几乎毫無進展，未能表現其創新力，因此持續欠缺新經濟增長點。香港經濟 轉型“停滯不前”，但深圳早已經歷多次“騰籠換鳥”，從“深圳加工”、“深圳 制造”到“深圳創造”。 40年前是深圳人冒險偷渡逃港，40年后兩項有關深港兩地居民的城市滿意度調查指 出，兩地雖只一水之隔，但市民對各自城市的滿意度确有天壤之別—“深圳令人嚮往、 香港讓人想走”。調查發現，有大概80%的受訪者同意深圳是生活和未來事業發展的 好地方—盡管他們大多以“忙碌的”、“有壓力”和“昂貴的”來形容深圳的生活 經驗，但仍有約八成受訪者認為深圳是 [未來之城] 。這源于當地發展机會開放、 政策法規完善、社會相對穩定，令市民“憧憬”未來，所以愿意留居當地，努力拼 搏、謀求發展。對比之下，一水之隔的香港近年不只是經濟陷入發展瓶頸，社會各 方面的發展現狀亦不得民心。於2019年反修例風波期間進行的問卷調查，要求受訪 者就“經濟、“環境保護”、“社會平等”、“個人發展机會”、“教育”、“醫 療”、“房屋”以及“社會福利”等八方面的滿意程度評定0至10分。結果發現，除 去醫療能夠穩守5分或以上，其余七方面無論是在“現狀”，還是“未來”都低于5分 “不及格”。可見港人既不滿社會現況，也對前景十分悲觀。 五、展望 2019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出台的《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的 意見》和2020年10月11日公布的《先行示范區綜合改革試點實施方案》以及2020年 10月14日習近平《深圳經濟特區成立40周年慶祝大會的講話》不僅給予深圳諸多經 濟發展期望，也賦予其更多政治期待。經濟發展方面期望推動更高水平的深港合作， 增強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的核心引擎功能，努力創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城市 范例。政治方面期望充分運用粵港澳重大合作平台，吸引更多港澳青少年到內地學 習、就業、生活。促進粵港澳青少年廣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增強對祖國 的向心力。 深圳和香港是世界上少有的兩個如此大規模卻產業結构不同的毗鄰城市，市場的力 量正推動著兩個經濟体進一步的融合。對于深港合作的下一個40年，香港金融服務業 与深圳高新制造業合作將產生協同效應，深圳+香港等于“創新+服務”最能產生 [1+1>2] 的乘數效應，形成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強大內生動力，特別是兩個城市經濟体 量和城市功能疊加所形成的輻射能力和帶動效應。屆時深圳+香港足以和新加坡、硅 谷較量。 大灣區布局有兩大特點：一是极點帶動。發揮深圳-香港、廣州-佛山、澳門-珠海 強強聯合的引領帶動作用；二是优化提升中心城市。以香港、澳門、廣州、深圳四 大中心城市作為區域發展的核心引擎。無論從哪一方面考量，深圳-香港都是最重要 的。就 [极點帶動] 而言，深圳-香港是唯一有兩個中心城市、兩個核心引擎构成的 [极點] 。就經濟体量而言，2019年深圳-香港GDP之和約為5.2万億元人民幣，較廣 州-佛山約3.4万億元人民幣高出約1.8万億元人民幣。 在大灣區建設中，深圳-香港是國家區域發展戰略、對外開放戰略的重要承擔；是 打造高品質發展典范的核心動力所在；是建設世界一流科技灣區，率先探索創新驅 動發展模式，探索創新經濟和服務經濟有机融合的首要平台；是強化城市分工協同、 啟動城市群集約效益的重要引領；是探索[一國兩制] 下体制机制創新、促進要素高 效便捷流動的試驗場。 香港与深圳可謂一對优勢互補。唇齒相依的好兄弟。香港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划 中能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包括在科技方面進一步合作，例如，香港的大學与科研机 构的創新科技非常优秀，但欠缺將科研成果產業化的規模及資源，而深圳可以彌補 這方面的缺陷，延續优勢互補的格局。 從深圳-香港的角度看，深圳建設 [先行示范區] 有利于丰富 [一國兩制] 事業發展 新實踐，是“既要把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地建設好，也要把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 香港建設好”的戰略部署。深圳建設 [先行示范區] 并不意味著深圳將替代香港。 深圳替代不了香港的金融業，香港替代不了深圳的科創。而在更深的層次上，深圳 對香港的金融构成支撐，香港對深圳的科創深度參与。港深既是合作協同關系，也 在向交融一体關系發展。 鄧小平在1992年視察南方談話中說，深圳的重要經驗就是敢闖。沒有一點闖的精神， 沒有一點“冒”的精神，沒有一股气呀、勁啊，就走不出一條好路，走不出一條新路， 就干不出新的事業。“深圳奇跡”是憑著敢闖敢試、勇于擔當、敢于作為、善于創新 干出來的。憑著這股勁再干40年，深圳經濟實力、發展質量將躋身全球城市前列，研 發投入強度、產業創新能力將媲美或超過美國硅谷，粵港澳大灣區也必將賽過東京 灣區、舊金山灣區、紐約灣區，成為全球新的經濟增長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