歡迎閱覽【花俊雄專欄】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截至9月26日，全球确診人數超過3千2百万，死亡人數超 過98万，全美确診人數超過7百万，死亡人數超過20万。在全世界尤其是中美兩國本 應團結合作共同抗疫之時，美國政政府除了甩鍋和肆意詆毀中國之外，還意欲對華 發動“新冷戰”。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四出竄訪組織所謂的“新民主聯盟”企圖圍堵、 孤立中國。這是對世界和平与安全的破坏，更是對人類共同利益和世界人權的蔑視。 美國政府近來的种种蠻橫行徑引起國際社會的普遍反感和強烈反對。 在這种背景下，“拒絕新冷戰”的國際倡議應運而生。7月25日，一場由49個國家 的學者和知名人士自發組織的題為“拒絕新冷戰會議”在線召開，會議在Zoom、Facebook 与YouTube同步直播，吸引了全球超過5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网友在線觀看。与會人士 表明，“任何針對中國的“新冷戰”都違背人類利益”。此次活動集結了來自中國、 美國、英國、印度、俄羅斯、加拿大、委內瑞拉和巴西等國的17位知名學者和意見領 袖參与發言，并發布了名為“拒絕新冷戰”的17個語种版本的共同聲明。 這次會議的目標不僅是爭取個別重量級聲明簽署者，而且還將爭取來自西方世界， 反對“新冷戰”，且有一定媒体/社交媒体影響力的國際人物團結在一起。就這方面 來說，會議大獲成功，因為“拒絕新冷戰”聲明的簽署者在西方社交媒体（Twitter） 上擁有超過350万的追隨者。隨着該倡議的簽署者不斷增加，這一數字正在顯著上升。 在達成媒体/社交媒体与國際人物相結合的目標之后，“拒絕新冷戰”陣營的第二 步是關注与西方反戰和平組織的合作。隨着美國對中國發動“新冷戰”，這些反戰 組織迫切需要重新調整活動重點，反對美國侵扰中國。因此，“拒絕新冷戰”陣營 擬把9月26日舉行的國際“和平論壇”作為其第二項重要倡議。這項倡議的成功在于， 在這次會議上將有來自8個國家的發言者，其中包括美國和英國最主要反戰組織在內 的6個美國和歐洲反戰組織的領導人。 “拒絕新冷戰”陣營正在西方輿論界或組織的支持者与重要人物—思想領袖之間， 圍繞中國展開一系列的深度交流。這些交流的第一場活動—10月3日美國前駐華大使、 尼克松總統1972年歷史性訪華的首席翻譯查斯弗里曼（Chase Freeman）將与中國人 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王文，舉行美中對話。這兩人之間的交流將着眼于 尼克松歷史性訪華以來中美關系的整体發展。10月24日，复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 張維為教授將和哥倫比亞大學可持續發展中心主任杰弗里薩克斯（Jeffrey Sachs） 教授進行對話—薩克斯教授是前蘇聯和東歐“休克療法”的設計師之一，但他已成 為美國對華外交政策的批評者。 “拒絕新冷戰”陣營在幫助西方知識界加大与中國學者交流方面也正發揮着作用， 因為這有助于更多的西方民眾了解美國針對中國的反動本質。這意味着“拒絕新冷 戰”倡議的影響超出其直接簽署者的范圍。 因此，例如，英國工党前領導人杰里米科爾賓（Jeremy Corbyn）決定在工党反對 美國對華發動“新冷戰”的會議上發表講話。特別引人注目的是，西方知識分子也 成立了一個名為 [進步國際] （Progressive International）的組織，該組織成員 包括明顯反對美國對華發動“新冷戰”的勢力。“拒絕新冷戰”的重要簽署者三洲 研究所所長維杰伊普拉沙德（Vijay Prashad）和希腊前財政部長亞尼斯瓦魯瓦基斯 （Yanis Varoufakis）在 [進步國際] 舉辦的首次活動上發言，并討論了中國問題。 把反對美國對華發動“新冷戰”的力量盡可能組織起來，向他們澄清事實，應是 “拒絕新冷戰”陣營的必要戰略組成部分。 “拒絕新冷戰”陣營的目標及活動不由得讓人回想起50年代“舊冷戰”時期的“世 界人民保衛和平運動”。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全世界人民都更加珍視世界的和平穩定，但是，以美國為首的 資本主義陣營隨即与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進行冷戰。以美國為首的陣營推行杜 魯門主義及馬歇爾計划，策動締結《北大西洋公約》等軍事聯盟條約，嚴重威脅世 界和平。以蘇聯為首的陣營則開展了聲勢浩大的保衛世界和平運動，雙方進行了針 鋒相對的斗爭。 新中國成立后就加入保衛世界和平運動，并成立了中國保衛世界和平運動的組織， 決定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走和平發展道路，愿意同世界各國一道，共謀 和平，共護和平，共享和平，這是中國根据自身國情、社會制度、文化傳統做出的 戰略抉擇，符合中國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世界各國的利益。 1950年11月16日，第二屆世界保衛和平大會在波蘭首都華沙召開，大會為保證各國 能夠經常會晤并采取和平行動，決定成立 [世界和平理事會] 。中國成為理事國之一， 郭沫若、宋慶齡、馬寅初、章伯鈞、蔡廷鍇、廖承志等10人當選為首屆理事，郭沫 若當選為副主席。中國的參与壯大了保衛世界和平運動的聲勢，增強了和平陣營的 力量，中國也為運動做出了重要貢獻。其中特別是中國人民積极響應世界保衛和平 大會常委會及世界和平理事會關于保衛世界和平簽名的號召，先后于1950年、1951年 和1953年開展了三次聲勢浩大的和平簽名運動。每次簽名的人數少則2億，多則4億， 而1953年中國的人口總數是5.8億。正如《人民日報》社論指出的：“有億万人民簽 名的和平宣言，這并不只是一紙名單，而是世界人民決心保衛和平的誓約，是世界 人民的公民表決。它將构成比原子彈大得不可比擬的力量。” 保衛世界和平運動的開展同紛紜复雜的國際局勢密切相關。1951年9月，在美國的操 縱下，美、英、法等國与日本締結了片面的對日和約。次年，《日美行政協定》簽訂， 使美國長期在日本駐軍，對亞太地區的和平穩定构成了嚴重威脅。1951年下半年， 朝鮮戰爭進入“邊談邊打”階段，美國一再提出無理要求，拖延阻撓談判的進行， 企圖從談判桌上得到在戰場上得不到的利益。与此同時，印度支那和馬來亞人民的 反殖民斗爭風起云涌。期盼和平、反對戰爭是亞太地區人民共同的心聲。 1951年2月，世界和平理事會在柏林開會時提出召開亞洲及太平洋區域人民和平會議 的建議。同年10月，印度建議這個會議在北京舉行，獲得一致贊同。1952年2月23日， 周恩來總理就此事致電宋慶齡，請宋作為這次會議的中國五位發起委員的領銜人。 3月21日，宋慶齡、郭沫若、彭真、陳叔通、李四光、馬寅初、張奚若、劉宁一、蔡 暢、茅盾及廖承志聯名發電邀請亞洲及太平洋沿岸各國愛好和平与正義人士，共同 發起“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在他們起草的《發起書》中寫道：“和平絕 不能等待，和平需要愛好和平的人民團結起來爭取。亞洲及太平洋區域的人民動員 起來，爭取和平，亞洲及太平洋區域的和平即能得到保證”。 1952年10月2日，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終于在修葺一新的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 重開幕。与會者共414人，來自37個國家。共開了59次會，有120多人發言。爭論的焦 點集中在几個大問題：對和平的威脅來自何方，如何分清正義和非正義戰爭，和平 与民族獨立的關系等根本問題。通過民主討論和充分協商，終于使各方面的意見達 成一致或接近，最后通過了11個決議文件和一份《告世界人民書》。會議于10月13日 胜利閉幕。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次召開的國際大型會議，會議一方面向世界傳 遞中國人民的和平意愿，使敵對勢力制造的中國“好戰”的謠言不攻自破；另一方 面是新中國向亞太地區乃至全世界展示國家形象的一個契机。 20世紀50年代，面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孤立、封鎖、遏制中國的局面，中國始 終堅持世界和平大會提出的“絕不能等待和平而必須去爭取和平”的方針，積极參与 實際上相當于國際和平統一戰線組織的世界和平大會及世界和平理事會的活動，爭 取和團結世界各國一切擁護和平的人民，譴責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支 持和聲援民族解放斗爭，主張全面禁止和銷毀核武器，呼吁國際裁軍行動，促進國 際合作与發展等。在保衛世界和平運動中，中國人民的正義之聲得到世界各國愛好 和平的人民，特別是亞、非、拉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的人民的支持。 如今，面對美國意欲發動“新冷戰”，組建反華同盟的嚴峻形勢，如何集結世界正 義者聯盟予以反擊，50年代積极參与并從事世界保衛和平運動的成功經驗，具有重要 的借鑒意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