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博弈的終极預測

一、冷戰斗士來勢洶洶

美國白宮前首席策略長兼美國總統顧問班農（Stephen Bannon）7月20日接受美國福
斯新聞网專訪時說，白宮制定了一項要打倒中共的 [作戰計划] ，特朗普政府已組
成 [戰爭委員會] 由所謂的“末日四騎士”，包括國家安全顧問奧布賴恩（Robert 
O‘Brien）、聯邦調查局局長雷伊（Christopher Wray）、司法部長巴爾（William 
Barr）和國務卿蓬佩奧（Michael Pompeo）出擊，分“對抗”和“擊垮”兩個步驟，
使中共解体。班農并稱，這四人制定了完整、連貫的作戰計划，從科技戰、資訊戰、
經濟戰等方面對抗打壓中國，包括和美國盟友在南海“自由航行”、在中印邊境沖
突上支持印度。從6月底到7月中旬，國安顧問奧布萊恩、聯調局局長雷伊、司法部
長巴爾分別就以上三方面發表演講抨擊中國。7月23日，美國國務卿邁克爾蓬佩奧在
加州橙縣約巴林達的理查德尼克松總統（Richard Nixon）圖書館發表題為“共產中
國与自由世界的未來”（Communist China and the Free World’s Future）的演
說。這位美國首席外交官說，尼克松總統近50年前開始的接触政策并沒有改變中國
共產党馬列政權本質，而且給北京帶來了好處，美國不能再回到“盲目接触”的模
式了。他說，華盛頓將繼續与北京對話，但必須對中共采取“不信任，而且要核實”
的態度。蓬佩奧說，美國人民和各國必須開始改變對中共的看法，不能再把中共領
導下的中國視為“正常國家”。“中共不能代表14億中國人民”。他還反問，“与
中國接触50年后，美國人民現在有什么成果可以示人？”“我們的領導人提出的中國
朝著自由与民主演變的理論被證明是正确的嗎？”“這是中國所定義的 ‘雙贏’局
面嗎？”

蓬佩奧的演講被視為是他們“末日四騎士”的壓軸之作。他一番猛烈抨擊中共的演
講被稱為“討共檄文”，因其模仿70 多年前丘吉爾“鐵幕演說”的痕跡明顯，又被
人稱為“新鐵幕演說”。蓬佩奧在演講最后，呼吁聯合國、北約、7國集團、20國集
團等建立一個志同道合的新的“民主聯盟”來應對中共的挑戰。

特朗普政府內的“新冷戰”斗士最近可謂來勢洶洶，令人對中美關系及今后國際形
勢的走向憂心忡忡，但定下心來衡量，以今天的美國的國力及其在世界的聲譽和影響
力看來，它有什么底气和能耐能夠掀起一場“新冷戰”并且有把握獲胜。

二、聯歐制華戰略難以落實

狂妄自大如蓬佩奧者也深知，憑美國一己之力很難實現其對華戰略目標。而不能對
華“速胜”則美國可能“失敗”。但要在短期內實現遏制中國崛起的目的，僅靠美國
難以實現，必須尋求美蘇冷戰期間的“天然盟友”歐洲的幫助。從奧巴馬到特朗普，
中國与歐洲分別以“最強大對手”与“最重要盟友”的身份出現于美國的戰略圖譜，
形成了美國“聯歐制華”戰略的現實和心理基礎。“聯歐制華”的戰略邏輯是：要
完成“迅速遏制中國崛起勢頭”的戰略目標，則需要“強大且順從”的歐洲的輔助，
因此需要對歐洲進行改造，以便將其納入美國的對華戰略軌道。然而，美國的歐洲
改造計划陷入了邏輯困境，即“順從的歐洲無法強大”，而“強大的歐洲不會順從”。
歐洲的“順從”与“強大”不可兼得是邏輯難題。如果美國希望歐洲更加“順從”，
那么歐洲必然會繼續在安全和經濟上依附于美國，導致“無力”配合美國實現對中
國崛起勢頭的迅速遏制，甚至反而分散美國更多實力。如果歐洲要獲得足以配合美
國迅速遏制中國的超強實力，則必須在持續增進一体化的基礎上快速實現戰略實力
和能力的飛躍。非如此不足以輔助美國，但若如此則很難接受美國主導。強大的歐
洲必然是相對統一的歐洲，而統一的歐洲必然擁有獨立于美國的戰略目標与戰略意
志。美國固然不愿看到強大的中國，但也不愿看到強大的歐洲，否則中美兩敗俱傷，
卻為歐洲崛起創造了條件，同樣不符合美國的戰略利益。

目前中歐戰略文化相對接近，都主張以和平、合作的方式解決沖突，以創造利益增
長的方式實現國家与民族振興，而非把本國興盛建立在他國衰落的基礎上。雙方在全
球治理、經濟合作、人文技術交流等方面都取得了諸多進展，甚至還簽署了《中歐
合作2020 戰略規划》。中國始終旗幟鮮明地支持歐洲一体化進程，歐洲一体化的加
深既有利于中國獲得更廣闊的西方市場，也有利于國際社會与一個統一的歐洲主体
對接合作。中國提出的國際合作倡議与歐洲的合作精神与利益訴求相符。中國支持
多邊主義，重啟和平貿易的絲綢之路，大步走進歐洲，為歐洲帶來巨大商机。歐洲
似乎開始更加客觀、平和地看待中國的崛起，給以善意回應，轉變對話態度，調整
對華關系，力圖搭上非常誘人的“中國快車”，擺脫經濟困境。強大歐洲的獨立意
志對于美國利益而言禍福難料，但對中國而言，支持一体化，建立“強大”但不
“順從”的歐洲則有利無害。在現階段美歐（尤其是与德、法兩國）齟齬不斷之際，
中國獲得大量与歐洲國家建立緊密關系的机會（如中歐17+1合作），并從經濟、科
技、外交等多方面對其施加影響。目前，主要歐洲國家或加入“一帶一路”倡議，
与中國建立更多經濟聯系；或對中國企業參与歐洲5G网絡建設持開放態度。中國只
需繼續保持開放，作為成熟市場的歐洲与最大的消費市場的中國擴大合作領域，更
新合作形式，中歐雙方利益將進一步交融。由此看來，美國的“聯歐制華”戰略恐
難如愿落實。

三、亞太地區需有新的區域安排

中美博弈的最主要地緣政治戰略支點是亞太地區。冷戰結束后，全球地緣政治戰略
重點由西向東轉移，而美國在中東動用軍隊推翻了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亞政權，在
埃及和敘利亞發動“顏色革命”，導致埃及發生了兩次政權更迭，在敘利亞則造成
了一場血腥的、災難性內戰。在每個案例中，華盛頓決策者都認為他們可以建立一
個對美國友好的、穩定的民主制度，幫助美國應對核擴散和恐怖主義等嚴峻問題，
但是，他們每次都以失敗告終，給大中東帶來了殺戮和破坏，讓美國在阿富汗、伊
拉克和敘利亞等國陷入了似乎沒有休止的戰爭。

奧巴馬上台后為應對新的全球地緣政治形勢，尤其是擺脫中東的泥淖，提出了“亞
太再平衡”戰略，准備調集60%的軍力到亞太地區。到了2017年特朗普的《國家安全
戰略報告》更直言中國是最大的競爭對手，必須与美國的伙伴合作共同對抗。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在美國《外交》雜志最新一期（2020年7月/8月）刊發的大作：[瀕
臨險境的亞洲世紀：美中對抗的危險] （The Endangered Asian Century: America, 
China and the Perils of Confrontation）中指明，目前亞洲的核心問題是經濟和
安全問題上的沖突，人們正在見證兩個亞洲的出現，一個是逐漸由中國主導的“經
濟亞洲”的崛起；另一個是仍然由美國主導的“安全亞洲”。對亞太地區的每一個
國家而言（包括所有的美國軍事同盟和戰略伙伴）中國都已成為比美國更為重要的
貿易伙伴。但無可諱言的是，這些國家對于中國的迅速崛起并不放心，因此，紛紛
加強軍備并于美國建立更緊密的軍事聯系來制衡中國。“經濟亞洲”和“安全亞洲”
非但不能相輔相成，反而可能互相沖突，這就迫使亞太各國必須選邊站，而這正是
他們不愿陷入的窘境。李顯龍認為，中國無法取代美國“安全亞洲”的角色，美國
也無法取代中國“經濟亞洲”的地位，為了避免“安全亞洲”和“經濟亞洲”產生
對抗沖突，必須發展新的區域安排。

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Kevin Rudd）曾在2015年11月提出，可以以東亞峰會（East 
Asia Summit）（EAS.）（它的組成以東南亞聯盟ASEAN10國為核心加上中國、日本和
韓國及美國、印度、俄羅斯、澳大利亞等大國）為基礎建立起一個更完備、涵蓋整個
地區安全架构的亞太共同体，以2020年為目標時間，將東亞峰會轉變為亞太共同体。
東亞峰會有一個涵蓋政治、安全、經濟和其他地區挑戰的使命，是一個開放的、包
容的、透明的和具有前瞻性的論壇，足夠使它繼續發展擴張。考慮到亞太地區在政
治、經濟、軍事和其他政策領域的巨大挑戰，陸克文認為，需要設立一個如同歐盟
布魯塞爾的總部，以逐步加強机构組織能力。亞太共同体應為國家首腦級會議，以
确保其最高的政治權威性。亞太共同体應每年在其常設秘書處的東盟國家首都舉行。
中國對于這一倡議持樂見其成的積极態度，如果美國以及相關大國都表示擁護，假
以時日，或許可能變為現實。果真如此，當可消弭中美沖突對抗。

四、美中對抗是老大与老二之爭

美國的遏制戰略雖然名目繁多，但這不過是為了師出有名，要有道德制高點，找的
藉口而已，說穿了就是美國為了把持全球老大的獨霸地位打壓它認為可能取而代之的
老二中國。

二戰美國确立了全球霸權地位后，出現了兩個挑戰者，一個是蘇聯，在軍事上挑戰
美國，第二個是日本，經濟上挑戰美國。蘇聯在頂峰時GDP大概接近美國的一半。蘇
聯在經濟上從來沒有對美國构成威脅，但是軍事和政治上与美國分庭抗禮，綜合國
力應該達到了美國的60-70%。日本經濟上最高峰GDP達到了美國的70%左右，人均GDP超
過美國，但軍事和政治上完全依附于美國，綜合國力頂多達到美國的50%。蘇聯被美
國全面遏制，而日本經濟也遭到了美國的打壓。最終蘇聯因為內部僵化停滯，外部
陷入与美國進行軍備競賽而解体分裂成了15個國家，最大一個俄羅斯的經濟不到美
國的10%，綜合國力估計頂多也就是美國的20%了。日本GDP從美國的70%下降到美國
的四分之一，人均GDP從美國的150%下降到了65%，經濟上已經無法与美國抗衡。

中國作為第三個世界老二，是讓美國非常忌憚的，比日本和蘇聯加起來還要忌憚。
主要原因有二：

第一是中國各方面發展都很齊全，不像日本和蘇聯，要么是軍事上的短腿，要么就
是經濟上和產業上的短腿。

目前，中國已經擁有了全球最完整的供應鏈以及工業体系。根据世界銀行估計，中
國GDP總量將在2028年至2030年超越美國。軍事上，五角大樓推算，如果中國軍費開
支仍維持在GDP的1.4%至1.8%的水平，大概會在2049年与美國并駕齊驅。如果中國認
為美國造成的壓力太大，把軍費提升一倍，達到与美國并肩的時間將提前到2030年。
自美國成為全球霸主后，從來沒有遇到過這樣的對手，各方面發展都不比它差，高
素質人口還多，這對習慣了用懸殊實力去碾壓對手的美國人而言，是一件令他們非
常焦躁不安的事。

第二就是哈佛大學歷史學家薩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提出的“文明沖突
論”（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他認為世界上有三大文明：以英美為主体
的基督教文明、以中國為主体的儒家文明和以中東為主体的伊斯蘭文明。蘇聯信仰
的東正教是基督教下屬流派，從文明歸屬來看，美蘇是一脈相承的。而伊斯蘭文明
沒有一個強大的主体國家，無法對美國构成挑戰。只有中國，既是一個實力強大的
國家，又有獨立的文明体系，這也是美國以前沒遇見過的。所以美國國務院負責政
策規划的主管官員基倫斯金納（Kiron Skinner）在今年5月曾表示：美國國務院正
在制定一項針對中國的戰略，該戰略基于“与一個真正不同的文明較量”的理念，
這在美國歷史上從未有過。

因此，美國一定會對中國進行全方位的戰略打擊，而且力度會比對蘇聯和日本的更
大。所謂“匹夫無罪，怀璧其罪”，就算你沒有取代他的想法或者行動，但只要你具
備取代他的實力，就足以讓他感到恐懼，并為之瘋狂地攻擊你。其中包括在南海、
台海進行武裝挑釁，全面遏制、封鎖、打擊中國；發動貿易戰、科技戰、金融戰、
生物戰、外交戰全面絞殺中國；在新疆、西藏、香港、台灣、南海問題上制造事端
全面挑戰中國底線；并對在美中國科學家、學者、留學生進行恐嚇、拘捕、審判甚
至暗殺等。

五、丟掉幻想准備戰斗

面對這樣嚴峻的形勢，固然憂心忡忡，但也不必惊慌失措。毛主席有句話說：“以
妥協求和平則和平亡，以斗爭求和平則和平存，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必須
“丟掉幻想，准備斗爭”，而且這場戰斗很可能是“持久戰”。

有不少人認為，美國綜合國力尤其是軍事實力遠強于中國，中國必敗。這里且讓我
們思量一下秦孝公与商鞅關于收复河西的談話。秦孝公繼位后念念不忘收复河西故地，
但奈何秦國軍力和財力均遠不如魏國。商鞅曰：不然。商鞅認為，軍力和財力為甲
兵与財貨，非全部國力。民心民气、軍心戰力、君臣聚和、廟堂運籌盡皆國力。甲
兵与財貨非“國力之魂”，“國力之魂”根基在庶民，魂魄在廟堂。今日的中國与
美國，在財貨方面，中國可能于2028年超越美國；在甲兵方面，在全球范圍，美國
仍然一超獨霸，但在西太平洋區域，中國積极防御的實力，也不容許美國任意滋事。
在“國力之魂”方面，美國對中國可以說“望塵莫及”。根据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
政府學院阿什民主治理与創新中心（Ash Center for Democratic Governance and 
Innovation）于2020年7月最新發布的題為“理解共產党韌性：中國民意長期調查”
（Understanding CCP Resilience : Surveying Chinese Public Opinion Through 
Time）的報告表明。對中央政府滿意的民眾比例高達93.1%，對共產党的滿意度也超
過90%。根据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7月1日發布的民調顯示，
只有12%的美國人對國家現狀滿意，而有87%的人不滿意。絕大多數美國人對政府的
運行方式不滿意，并認為特朗普“很糟糕”，甚至有42%的人認為特朗普是“可怕的
總統”。在廟堂運籌方面，從習近平和特朗普應對本次“疫情”的情況看來，高下
立判。從這兩項民調來看，蓬佩奧說中國不是一個正常國家，中國共產党不能代表
中國人民，就顯得非常荒唐可笑。

面對美方的沖動和焦躁，中方更需冷靜和理智。中美今后的態勢是美國在經歷過70年
的戰略擴張之后，逐漸江河日下；而中國是在70年的實力積累中，逐漸厚積薄發。雙
方對抗的時間越長，美國就越衰落，中國就越強大，時間是在中國這一邊的。對內，
中國必須确保實現“兩個一百年”目標的進程不被打斷。中國作為一個具有集体意
志、集体自信、集体自尊的國家，“兩個一百年”目標是全民奮力拼搏一定要實現
的。在奔向這個目標的進程中，受全民擁戴的全世界最大執政党—中國共產党，必
能率領全民政治不斷革新，經濟持續發展。對外，中國必須擴大開放，全球最大的
消費市場所提供的經濟机遇，是中國朋友遍天下的基礎。目前，全球有144個國家与
中國的貿易額超過它們与美國的貿易額。讓它們搭上經濟“中國快車”是爭取更多
國家了解中國政策的最佳渠道。

在特朗普短短的3年半任期，美國總共退出了9個群，其中包括《跨太平洋伙伴關系
協定》、《巴黎气候協定》及《伊核協議》。最讓世人反感的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給
全世界帶來重大災難之際，美國本應賦權世界衛生組織協調全球應對疫情的努力。
但特朗普卻反其道而行之，甩鍋世衛組織不成，繼而斷供，最后干脆退出。在特朗
普“美國优先”（America First）和“使美國再度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兩大口號下，美國退回到自戀的民族主義，在特朗普治下，美國已經變成
一個不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美國已經從“善霸”轉為“惡霸”。特朗普政府走上
“不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這條路后，美國失去了道德高地，疏遠了它的盟友。前
副國務卿，世界銀行行長佐力克（Robert Zoellick）在“來自中國的挑戰”（2020年
2月14日美國《國家利益》雙月刊网站）一文中說：“我們已經多次看到特朗普和他
的助手們主動尋釁的姿態，原因在于吵架是他們愛好的一項活動。美國不只是對中
國展現了這种姿態，北約盟友、日本、韓國、加拿大、墨西哥以及世界各地的民主
友邦都獲得了這樣的待遇。美國歷屆政府長期積累起來的外交資本正在被特朗普政
府揮霍殆盡。”佐力克認為，“鑒于中國与世界的緊密聯系，新冷戰斗士們是無法
遏制中國的，其他國家也不會加入我們的陣營”。

而反觀中國現在是世界秩序的參与者、維護者和受益者，是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
疫情期間，中國的表現雄辯地證明了中國是真誠的“人類命運共同体”理念的奉行
者。多邊主義、全球化是大勢所趨，而中國是其掌旗者。中國連續多年對世界經濟
增長貢獻率超過30%，對全球減貧貢獻率超過70%，是國際社會名副其實的“好公民”。
歷史站在中國的這一邊，美國對中國歇斯底里的全面打壓是孤立的，不得人心的。
盡管如此，美國不遺余力地打壓与遏制短期內不會改變，肯定會給中國帶來困難，
但中國人有“臥薪嘗膽”的歷史經驗，必定能扛得過去，扛過去了就是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