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中國共產党生死攸關的轉折年

花俊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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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1935年是中國共產党生死攸關的轉折年,那年中共召開了兩次极為重要的會議,一
是1935年1月15至17日的遵義會議;另一次是1935年12月17至25日的瓦窯堡會議。遵
義會議解決了党的軍事路線和組織問題;瓦窯堡會議解決了党的政治路線問題。這
兩次會議,在极其危急的情況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實現
了偉大的歷史轉折。

二、遵義會議:走獨立自主道路,解決組織和軍事路線

	遵義會議是在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長征初期嚴重受挫的歷史關頭召開的。
彼時的中央紅軍,已由長征出發時的8.6万余人銳減到3万多人。慘重的失敗,險惡
的環境,使党和紅軍內部對錯誤領導嚴重怀疑和不滿。其時負責与共產國際聯系的
大功率電台被破坏了,因而從長征一開始,中共中央与共產國際就失去了聯系。因
此遵義會議是中共第一次在沒有共產國際干預下,獨立自主運用馬列主義的基本原
理解決自己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會議。經過14年艱難曲折,特別是第五次反“圍
剿”失敗和長征初期的一系列挫折,紅軍高級將領和党的高級干部醒悟到:“為了
能夠分析和考察各個不同的情況,應該在肩膀上長著自己的腦袋。”一句“肩膀上
長著自己的腦袋”,体現的正是獨立自主、敢闖新路的遵義會議精神,也是用鮮血
和生命、犧牲与教訓換來的真理。

	在遵義會議,年輕的中國共產党扔掉“洋拐杖”,提出“中國革命斗爭的胜利要靠
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會議糾正了共產國際在指導中國革命問題上的錯誤,指定
張聞天起草決議,決議明确指出,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以及退出蘇區后遭
到的嚴重損失,其主要原因是博古和共產國際派駐中共中央軍事顧問李德在軍事指
揮上犯了一系列嚴重錯誤。決議肯定了毛澤東等關于紅軍作戰的基本原則。會議改
組了中央領導机构,選舉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
決定仍由中革軍委主要負責人朱德、周恩來指揮軍事。會后,在行軍途中,根据會
議精神,常委進行分工,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總的責任。隨后,軍委決定設置前敵
司令部,以朱德為司令員,毛澤東為政治委員。接著,又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
祥組成三人小組負責軍事行動。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在中共中央
的統治,确立了毛澤東在党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

	遵義會議后,党和紅軍在歷經艱難曲折、跨過生死攸關的轉折之后,踏上了新的征
程。四渡赤水、搶渡金沙江、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翻越夾金山、鏖戰腊子口…
…中央紅軍在毛澤東等指揮下,立刻呈現出新的面貌,顯示出強大的生机和活力,
好像忽然獲得了新的生命,中國革命終于嘗到了獨立自主帶來的胜利滋味。朱德為
此賦詩曰:“群龍得首自騰翔,路線精通走一行。左右偏差能糾正,天空無限任飛
揚。”李德的翻譯伍修權賦詩曰:“鐵壁合圍難突破,暮色蒼茫別紅都。強渡湘江
血如注,三軍今日奔何處。婁山關前鏖戰急,遵義城頭赤幟豎。舵手一易齊槳櫓,
革命從此上新途。”這短短的一首詩,既寫出紅軍五次反“圍剿”的艱苦卓絕,也
寫出紅軍的壯烈犧牲;既寫出紅軍長征被迫“舉國遷徙”的危机,也寫出共產党人
善于斗爭、敢于胜利的轉机;既寫出中國革命的艱難曲折,也寫出革命的偉大轉折。

	1963年9月,毛澤東在會見外賓時說:“從那之后,我們就懂得要自己想問題……
真正懂得獨立自主是從遵義會議開始的。”以遵義會議為起點,中國共產党開始更
加自主地認識中國革命的規律,把握中國革命的主動權和領導權,這標志著中共在
經歷了曲折的道路后,在政治上逐步走向成熟。

三、瓦窯堡會議:解決政治路線問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在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地區前后,日本帝國主義利用國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加快
了侵略中國的步伐。1935年5月,日本帝國主義開始在華北制造事端,向國民党政府
提出對華北統治權的要求。7月,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与國民党華北軍
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達成“何梅協定”,攫取了中國的河北、察哈爾兩省的大部
分主權。11月,日本又策動漢奸殷汝耕等進行所謂“華北五省自治運動”,成立
“冀東防共自治政府”;而國民党政府則指派宋哲元等准備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
以适應日本關于“華北政權特殊化”的要求。

	隨著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全國人民抗日救亡運動日益高漲。12月9日,在中共北平
臨時工作委員會領導下,北平愛國學生數千人沖破國民党政府的恐怖統治,舉行聲
勢浩大的抗日救國示威游行,喊出了“反對華北自治運動”,“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等口號。16日,北平學生和市民1万多人,在天橋召開市民
大會。會后舉行了更大規模的示威游行。“一二•九”運動獲得了全國人民熱烈的
支持和聲援,掀起了全國抗日救國的新高潮。

	形勢的變化,要求中國共產党必須盡快制定出新的戰略方針。1935年8月1日,中國
共產党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以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名義發表《為抗日救國告
全体同胞書》,號召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停止內戰,抗日救國,組織國防政府和抗
日聯軍。這個宣言對推動抗日統一戰線工作和抗日救亡運動,起到了積极作用。
	11月13日,中共中央發表《為日本帝國主義并吞華北及蔣介石出賣華北出賣中國宣
言》;28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和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發布《抗日
救國宣言》,號召全國人民起來,抗日反蔣。

	這時,中國共產党面臨著從土地革命戰爭向民族革命戰爭轉變的新形勢。12月17日
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陝西安定縣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著重討論全國政治形勢
和党的策略路線、軍事戰略。會議通過了《中央關于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決議指
出,在日本帝國主義變中國為殖民地的形勢下,党的總任務是以堅決的民族戰爭反
抗日本帝國主義進攻中國;党在新形勢下的戰略方針是把國內戰爭同民族戰爭結合
起來,1936年應准備直接對日作戰的力量,猛烈擴大紅軍;執行“抗日聯軍”的策
略等。

	會議還通過了《關于目前政治形勢与党的任務決議》。決議指出,党的策略路線,
是在發動、團聚与組織全中國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對當前的主要的敵人:日本帝國主
義与賣國賊頭子蔣介石,并且提出“關門主義是党內的主要危險”。為了适應廣泛
的抗日統一戰線的要求,決議將“工農共和國”改為“人民共和國”,同時改變不
适應抗日要求的部分政策。

	會議結束兩天后,毛澤東根据會議精神,在党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了《論反對日本
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報告充分論證了民族資產階級在抗日的條件下重新建立統一
戰線的可能性和重要性。提出“我們要把敵人營壘中間的一切爭斗、缺口、矛盾,統
統收集起來,作為反對當前主要敵人之用”。党的任務就是把紅軍的活動和全國的
工人、農民、學生、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的一切活動匯合起來,成為一個統
一的民族革命戰線。報告著重地指出了中國共產党和紅軍在中國統一戰線中的具有
決定意義的領導作用。

瓦窯堡會議決議和毛澤東的報告,分析了日本侵略者打進中國之后社會各階級之間
相互關系的變化,明确提出了党的基本策略任務是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解決了党的政治路線問題。瓦窯堡會議是從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到全民族抗戰興
起過程中召開的一次极為重要的會議,是遵義會議的繼續和發展。會議既著重批判
了“左”傾教條主義和關門主義在政治策略上的錯誤,也警戒全党汲取大革命中無
產階級放棄領導權而導致革命失敗的教訓,從而使党在新的歷史時期將要到來時掌
握了政治上的主動權;表明党在繼遵義會議著重解決軍事路線問題和組織問題之后,
開始努力解決政治路線問題;表明党在總結革命中的成功和失敗的經驗和教訓的基
礎上,已經成熟起來,能夠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創造性地開展工作。此后,中
國共產党采取切實措施進一步加強統一戰線工作的領導,推進日益高漲的抗日救亡
運動。

四、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促成第二次國共合作

	1935年8月1日,中國共產党發布《為抗日救國告全体同胞書》,提出抗日民族統一
戰線的主張。全國人民抗日運動進入新的高潮,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更
加不得人心。在西北擔負剿共任務的東北軍与西北軍厭惡內戰,力主抗敵,在全國
抗日運動高潮的推動下和中國共產党抗日統一戰線政策的影響下,兩軍領導人張學
良、楊虎城等開始与共產党及紅軍產生聯系,初步奠定了三方團結抗日的政治基礎。

	蔣介石于1936年12月4日飛抵西安,要挾張、楊:如不加緊“剿共”,即將張、楊
兩部分別調往安徽、福建,由中央軍進駐西北。張、楊力勸蔣介石聯共抗日,遭蔣
峻拒。兩位愛國將領遂毅然決定實行兵諫。12月12日凌晨,張學良的衛隊進抵蔣介
石駐地臨潼華清池,与蔣的衛隊交火。蔣聞槍聲,倉皇越后牆逃走,爬上山坡隱蔽,
被張學良的衛隊搜索發現后捕獲。同時楊虎城部下將留居城中的蔣介石高級党政軍
官員陳誠等10余人拘押。張、楊于12日當即宣布取消“西北剿匪總部”,成立抗日
聯軍西北臨時軍事委員會,張、楊分任正、副委員長。通電全國提出改組南京國民
政府,停止內戰,釋放救國會領袖及一切政治犯,開放民眾愛國運動,保障人民集
會、結社自由,實行孫中山遺囑,召集救國會議等8項主張。同時致電中共中央,要
求派代表到西安共商團結抗日大計。

	西安事變發生后,南京國民政府中以何應欽為首的親日派主張進攻西安。借机擴大
事態,奪取蔣介石的統治權力,進一步与日本妥協。英、美帝國主義及親英、美的宋
子文、孔祥熙則希望和平解決,以維護蔣介石的統治地位和英、美在華利益。宋子
文、宋美齡委托英籍顧問端納飛西安探視情況。16日,何應欽就任“討逆軍”總司
令,并相應作了軍事部署,派飛机轟炸西安臨近地區。

	中共中央分析了國內外形勢,确定了和平解決事變的方針。17日,以周恩來為首的
中共代表團到達西安,与張、楊懇切會談,并接見各方人士,堅決主張和平解決這次
事變。22日,宋子文、宋美齡飛抵西安開始与張、楊及中共代表會談,24日,達成
了改組國民党与國民政府,驅逐親日派,容納抗日分子,釋放上海愛國領袖,釋放
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權利,聯共抗日等項協議。周恩來曾會見蔣介石,蔣表示以
人格擔保,履行上述協議。25日下午,張學良護送蔣介石飛离西安。事變的和平解
決,推動了國共兩党再次合作,實現團結抗日,中國由此實現了從國內戰爭到全國
抗戰的偉大轉變。

五、結語

	正是以瓦窯堡會議制定的正确方針政策為基礎,党中央和毛澤東以中華民族團結抗
日的大局為重,使西安事變得以和平解決,促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為日后
8年抗戰最終胜利奠定了基礎。

	遵義會議和瓦窯堡會議實現了中國共產党新民主主義 革命時期的歷史轉折。遵義
會議和瓦窯堡會議之前的14年,中國革命歷經艱難曲折。遵義會議和瓦窯堡會議后
的14年,中國革命不斷贏得胜利。長征胜利之后,形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實現
了第二次國共合作。全面抗戰時期,中國共產党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成為
中華民族贏得抗日戰爭胜利的中流砥柱。抗日戰爭結束后,中國共產党領導全國人
民進行解放戰爭,推翻了國民党政府,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共產党的歷史
表明,党的理論和路線正确与否,是關系全局、決定一切的。党要形成正确的理論
和路線,關鍵在于深刻認識和掌握馬克思主義,深刻認識和掌握中國國情,并把兩
者正确地統一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實踐之中,与時俱進,堅定不移地走自己
的路,才能戰無不胜攻無不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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