歡迎閱覽【花俊雄專欄】
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孫中山先生逝世已屆百年。孫中山先生同受兩岸人民的 尊崇与緬怀，他是把兩岸的中華儿女聯系在一起的割不斷紐帶。他的遺言：“革命 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至今仍然是鞭策我們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砥礪前行的 金玉良言。因為我們的祖國尚未完全統一，民族复興尚未完全實現。 興中會誕生于甲午戰爭清廷戰敗、割讓台灣本島及所有附屬島嶼和澎湖列島給日本 的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簽訂之際。1895年春，孫中山和陳少白、陸皓東、鄭士 良等人在香港成立 [興中會] ，隨即派楊心如到台灣宣傳革命主張，指導台灣抗日 革命斗爭。1897年 [興中會台灣分會] 成立，不少台灣精英認同孫中山的思想和行 動，成為中國革命運動的支持者、贊助者和同情者。在孫中山畢生的革命生涯當中， 台灣是孫中山不能忘怀的中國失地。在其各類論述中無數次提到台灣，明确表示 “收复台灣，鞏固中華”。1912年元旦，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時，他即向中外 記者宣示：“中國如不能收复台灣，即無法立于大地之上。”1925年孫中山抱病北 上与張作霖、馮玉祥、吳佩孚等軍閥商討和平統一事宜，臨終前，就向身邊人談及 和日本有關的三個重要事項，其中就涉及台灣問題。3月12日，孫中山先生帶着壯志 未酬的遺憾和對台灣同胞的深切挂念，在北京鐵獅子胡同行轅病逝。當孫中山逝世 的噩耗傳到已被日本殖民統治長達30年之久的台灣島時，台灣同胞悲慟万分，紛紛 以各种形式深情悼念孫中山。 當時在上海大學學習的台灣同胞，后來成為中國共產党党員、台灣共產党創建人之 一的翁澤生，于孫中山逝世的第二天在發給 [台灣文化協會] 的机關報，《台灣民 報》的《哀悼中山先生》的通訊中說：“中山先生雖死，中山主義決不死！中山先 生雖亡，民眾運動決不失敗！”將五四運動的火种引入台灣的台北人、20世紀20年 代台灣新文學運動先驅者、台灣文學家張我軍，以“一郎”筆名在《台灣民報》發 表悼念孫中山的《隨感錄》，在“長使英雄淚滿襟”一段中情真意切地說：“我想 我們弱小民族，只求有人替我們吐露平素的積憤，就能得到無限的慰安了。孫先生 實在是我們所崇拜，他是弱小民族之‘父’。他的一生是革命的歷史，他一生為自 由而戰、為正義而戰、為弱小民族而奔走而盡瘁。他叫出來的聲，就是自由、正義 之聲，又是弱小民族悲鳴之聲。唉！現在他已和我們長別了！我們往后當自奮，以 報先輩的崇高遺志！”被視為最重要的日据時期反殖民運動領袖之一、堪稱台灣史 上“中華民族的台灣人”之典范的宜蘭人蔣渭水（人稱為台灣的孫中山），在[台灣 文化協會] 的机關刊物《台灣民報》發表由他執筆的社論《哭望天涯吊偉人——哎！ 孫先生死矣！》，表達了對孫中山最誠摯的哀悼：“想此刻四万万的國民正在哀悼 痛哭罷！西望中原，我們也忍不住淚泉怒涌了！”“呵！你殘忍刻薄的死神喲！你 真的把我們這位自由正義的戰士，歷史上的大偉人奪到死的國去嗎？……泰山頂上 的鍾聲停了，但余聲還嘹亮着。酣睡着了的人們也漸漸地醒起來！” 當時在北京大學就讀的洪炎秋、蘇薌雨等台灣學生，以 [北大台灣學生會] 的 名義撰寫祭奠孫中山的挽聯，共同表達台灣同胞悲痛的心情以及渴望祖國統一的心 愿：“三百万台灣剛醒同胞，微先生何人領導？四十年祖國未竟事業，舍我輩其誰 分擔！”1925年4月3日，在台灣從事抗日活動与文學創作、被譽為台灣新文學之父、 被尊稱為“台灣的魯迅”的彰化人賴和，在聞知孫中山逝世的消息后，寫下了挽聯 和挽詞，表達他對孫中山的敬仰和哀悼，以及反映台灣同胞渴望中華民族團結一致、 祖國獨立富強的希望。挽聯為：“中華革命雖告成功，依然同室操戈，一統雄心傷 未達；東亞聯盟不能實現，長使天驕跋扈，九泉遺恨定難消。”挽詞中說：“先生 的精神久嵌入在四万万人各個儿的腦中。使這天宇崩、地軸拆、海橫流、山爆裂、 永劫重歸，万有毀絕，我先生的精神，亦共此空間，永遠永遠的不滅。” 孫中山逝世的噩耗傳到台灣后，台北、台中、彰化、新竹、嘉義、基隆等地群 眾自動集會，沉痛悼念孫中山。日本殖民當局懼怕台灣人民愛國意識覺醒，動搖其 對台灣的殖民統治，對台灣人民的悼念活動百般阻撓、橫加干涉。1925年3月12日， 即孫中山逝世當天晚上，屏東縣中華會館在當地知名飯店日春樓開追悼會，招請了 包括新聞記者在內的眾多來賓，但日本警察卻“神經過敏，趨于极端，不許台灣人 赴會”，他們看到本地報社記者即驅赶至門外，竟然胡說“除中國人外不許參加”。 引起与會人士的強烈憤慨。台灣的民眾團体 [有志社]決定于1925年3月24日晚7點在 台北 [文化講座] 舉行孫中山追悼會， 准備的悼詞中寫道：“唉！大星一墜，東亞 的天地忽然暗淡無光了！……四万万的國民此刻為了你的死日哭喪了臉了。消息傳 來我島人五內俱崩，如失了魂魄一樣，西望中原禁不住淚落滔滔了。”“你在四十 年的中間……那專制橫蠻的滿清朝廷的迫害，那無惡不為的軍閥的壓迫，那野心勃 勃的外國帝國主義的嫉視，終不能奈何先生！” “先生的肉体雖和我們長別了，然 而先生的精神，先生的主義，是必永遠留着在人類的心目中活現。先生的事業，是 必永遠留着在世界上燦爛！”而日本台灣總督府在追悼會前一天就傳 [有志社] 的 干事到警察廳去訊問， 強令不准演講、不准致辭、不准念悼詞、不准唱悼歌，控制 刁難無所不用其极，但台灣人民仍沖破阻撓，舉辦了一個“盛大而壯烈的追悼會”。 24日夜，台北大雨傾盆，街道十分泥泞，僅能容納3000余人的會場， 竟有5000余人 到來，很多人只能在場外冒雨默哀致敬。“入會場者盡佩一黑布條，態度嚴肅悲戚， 自7時起到10時止，無私行退場者，可見台灣人對先生之熱誠。”准備的悼詞雖然被 日本警察署禁讀了，但它卻很快就傳到祖國同胞的耳朵里，凡是讀到這一悼詞的人， 莫不為台灣同胞愛祖國、愛自由、崇敬孫中山的至誠所感動。 此后每當孫中山周年忌日前后，台灣同胞都會追悼孫中山。1926年12月，在廣 州的台籍學生代表洪紹潭、林文騰、張深切、郭德金、張月澄等20余人，在中山大 學成立了 [廣東台灣學生聯合會] ，不久更名為 [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 ，利用報 紙、宣傳文書等聯絡台籍青年從事革命活動。在1927年3月12日，孫中山逝世兩周年 的日子，[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 發表了《敬告中國同胞書》，大聲疾呼：“中國民 眾團結起來援助台灣革命！毋忘台灣！台灣的民族是中國的民族！台灣的土地是中 國的土地！孫中山先生精神不死！中國革命成功万歲！”1927年，仍有4000多人不 顧日本殖民當局的壓制，慨然參加台灣 [有志社] 在台北 [文化講座] 舉行的孫中 山逝世兩周年紀念會。在這次紀念會上，蔣渭水演講孫中山的歷史与主義時，向台 灣同胞呼吁：“孫先生臨終時，尚連呼和平、奮斗、救中國數十聲，希望今夜出席 的人，深深接納孫先生最后的呼聲：和平、奮斗、救中國。” 1929年，孫中山靈柩 安葬南京，台灣各地又掀起了悼念孫中山的新高潮。這充分說明孫中山對台灣同胞 的影響和台灣同胞對孫中山的崇敬是非常深刻的。 蔣渭水領導的 [台灣民眾党] 得知國民政府將于1929年6月1日在南京舉行孫中山奉 安大典后，派正在上還的謝春木和王鍾麟赴南京，代表台胞敬獻花圈，与此同時， 在台灣島內則有民眾西向路祭遙敗孫中山奉安，而与日警發生沖突。 1945年台灣光复后，台灣社會各界人士自發組成 [台灣光复致敬團] ，由霧峰林獻 堂任團長，團員有李建興、葉榮鍾、陳逸松、林為恭、丘念台、陳炘等15人均為一 時之選，回到祖國大陸參訪，表達對台灣光复、回歸祖國的感激之情。1946年8月29日。 致敬團一行由fb台北飛抵上海，翌日即安排前往南京敬謁中山陵。團員之一、作家 葉榮鍾甚至將謁陵的經歷寫成詩作《南京謁中山陵》：“云海茫茫路几千，首都今 日拜先賢。瓣香默禱邦基固，不訴心酸五十年。” 孫中山先生是一位偉大的愛國者。他在從事民主革命的過程中，多次談到中國統一 問題。在紀念孫中山誕辰100周年之際，回顧孫中山關于中國統一的思想与實踐，無 疑具有現實意義。 孫中山認為。“中國眼前一時不能統一，是暫時的亂象”，但統一是中國歷史發展 的必然趨勢。近代以來，各帝國主義列強為了瓜分中國版圖，統治中國人民，分別 導致組成不同派系的軍閥混戰，導致方“兵災迭見。市廛騷扰，閭里為虛，盜匪乘 隙，縱橫靡忌，百業凋殘，老弱轉徙，人民顛連困苦之情狀怵目恫心”。孫中山認 為。只有實現統一，能使財政、實業、教育等方面步入正軌，實現國家強盛。“能 夠統一，全國人民便zhecizc幸福；不能統一，便要受害”。 孫中山還多次談到中國的統一對于整個世界的積极意義。他在接受日本記者采訪時 指出，倘若中國不能夠實現統一，持續戰亂，則東亞便要大亂，世界不能和平。他 進一步指出，將來中國實現統一強盛起來，也“決不能走‘去滅人國家’的帝國主 義老路，而是要把‘濟弱扶傾’作為自己的國策”。他堅信，中國人民完全能夠做 到這一點。因為“中國人几千年酷愛和平”，具有“仁愛的好道德”。 孫中山認為，“使中國成為一個統一、完整的國家”“是整個中華民族的歷史的使 命”，“我們正在盡力完成賦予我們的這一艱巨的歷史使命”。中國人民“再也不 能容忍別人瓜分自己的國家，他們希望統一成為一個強大的和不可動搖的民族”。 為此，中國“各政党不應計較彼此間的分歧，應共同致力于全國各方面的團結”。 各政党“惟當以國家為前提，不應以意見相傾軋……固守政爭、私見，借政党之名， 行傾軋之實，報复無已，國家必隨之而亡”。不僅如此，國內政党“如果各自為謀， 不以國家為前提，無論外人虎視眈眈，瓜分之禍，迫在眉睫，即使人不我謀，离心 离德，亦難有成”。 面對中國當時山河破碎、軍閥混戰的局面，孫中山深刻地指出，“中國現在禍 亂的根本,就是軍閥和那援助軍閥的帝國。我們這次來解決中國問題……第一點就是 要打破軍閥,第二點就是要打破援助軍閥的帝國,打破了這兩個東西,中國才可以和平 統一,才可以長治久安”。他嚴厲駁斥帝國主義對中國內政的干涉，指出它們“總是 以那些條約為護身符，總是利用那些條約來扰亂中國，不許中國統一”，但這是辦 不到的，“和平統一是內政問題”，中國的內政不容許列強干涉。 孫中山認為，實現國家統一，首先要盡一切可能采用和平的方式。“竊以為謀 國之道，苟非變出非常，万不獲已，不宜輕假兵戎”。如果“真是和平統一了，全 國人民便可以享共和的幸福”。他多次呼吁，“凡是贊助和平統一者皆吾友，反對 和平統一者皆吾仇”。在辛亥革命中，他為推動統一大業，不計個人得失，將臨時 大總統之位讓給袁世凱，并坦言：“謂袁世凱不可信，誠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 推翻二百六十余年貴族專制之滿州，則賢于用兵十万。縱其欲繼滿州以為惡，而其 基礎已遠不如，覆之自易。故今日可先成一圓滿之段落”。1924年10月，馮玉祥電 邀孫中山赴北京共謀南北統一，孫中山不顧疾病纏身，毅然北上。他對身邊的同志 說：“我身体已不太好，北上不管承擔什么風險，就是犧牲也是心甘情愿的”。他 向國內外宣告，“這次單騎到北京，就是以极誠懇的意思，去同全國人民謀和平統 一”。他表示，為了和平統一，“我在西南所做的兩年功夫可以不用，所籌備反對 武力的計划可以放棄；不但放棄武力反對的計划，并且放棄西南的地盤。”“為謀 統一之故，余當以寬大為怀，不究既往”。這充分展現了孫中山的博大胸怀和為求 統一的犧牲精神。 孫中山雖然力求以和平方式實現國家統一，但從未放棄軍事准備，并強調革命 的武裝是促成統一的重要基礎。他表示，“國家未定，則吾人須有不可侮之實力， 質言之，即是武力”。如果“和平絕望，轉移之術惟出于戰之一途”，“和平統一， 只為片面之要求，強敵在前，果非文辭所能御……兵為防守，不為爭權，雖折沖疆 場，為興義師，而終不背和平主旨”。“欲統一中國現狀，勢不能不藉武力，…… 藉言論或妥協統一，恰如沙上樓閣，行即崩潰，复陷于四分五裂之狀也，明甚”。 不放棄武力計划，正是為了創造和平統一的机會。“所以籌謀計划，反抗武力”， 目的就是“來造成這個机會”。為此，他強調必須加強革命政權、革命軍隊的建設， 反對任何削弱革命政權和革命軍隊的行為。 武昌起義后，全國許多省份紛紛響應，宣告脫离清政府“獨立”。對此，一些 人主張，中國也應采用美國的聯邦制形式，甚至認為，美國之所以富強是因為采取 聯邦制的結果。孫中山雖曾表示贊同，但极力反對任何有悖于國家統一的主張，認 為聯邦制也必須在一個中央政權的領導之下，确保中國的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 “武漢首義，十數行省先后獨立。所謂獨立，對于清廷為脫离，對于各省為聯合。 ……行動既一，決無歧趨，樞机成于中央，斯經緯周于四至。是曰領土的統一”。 后來出現了軍閥混戰、國家分裂的局面，孫中山更是深感聯邦制政体不适合中國國 情，一旦實行，只會加劇中國分裂。他認為，“中國原來既是統一的，便不應該把 各省再來分開”。而按照美國的聯邦制，允許各省自定憲法。“質而言之，就是將 本來統一的中國變成二十几個獨立的單位。……這种見解和思想，真是謬誤至极點， 可謂人云亦云，習而不察。……都是一樣的盲從，都是一樣的莫名其妙”。他明确 指出，“提倡分裂中國的人一定是野心家……想把各省的地方自己去割据，……不 是有利于中國的，是有利于個人的，我們應該分別清楚”。他還指出，美國之所以 富強，事實上“不是由于各邦之獨立自治，還是由于各邦聯合后進化所成的一個統 一國家”。因此，今后万不能再有這种主張，“為武力割据作護符”。他認為， “單一制与聯邦制其性質的判別，盡人皆知。吾國今日當采單一國制，已無研究之 余地”。 中山先生1912年1月1日就任臨時大總統時即提出，中央与各省之間要“調劑得宜”； 8個月后在發表《國民党組党宣言》時又明确提出，“保持政治統一，將以建單一之 國，行集中之制”。 1912年1月1日孫中山領導成立的南京“中華民國臨時政府”、1912年3月11日 孫中山親自頒布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基本体現了中山先生關于中國在民主共 和下“建單一之國”的思想。但隨后接連出現“臨時政府”北遷、“宋教仁血案”、 “袁世凱稱帝”、《時約法》被破坏、軍閥割据等亂象，針對這些亂象及其導致的 南北對峙、地方稱雄等問題，中山先生更加堅定自己保“政治統一”、建“單一之 國”的立場。1922年8月17日，在《孫逸仙宣言》中，中山先生進一步深入闡述：聯 邦制在中國決不可行，是因為“聯邦制將起离心力的作用，它最終只能導致我國分 裂成為許多小國家，讓無原則的猜忌和敵視來決定它們之間相互關系”，并且“中 國是一個統一的國家，這一點已牢牢地印在我國的歷史意識之中，正是這种意識才 使我們能作為一個國家被保存下來”，然而“聯邦制則必將破坏這种意識”。特別 是針對一些人极力鼓噪的所謂“聯省自治”，中山先生1924年在國民党“一大”宣 言和自己的“三民主義”演講中，都詳加駁斥和嚴厲批評：“割据式的‘聯省’是 軍閥的聯省”，“中國原本即是統一的，便不該把各省再分開”，中國眼前一時不 能統一，是暫時的現象，是由于武人的割据，這种割据，我們要鏟除他，“万不能 再有聯省的荒謬主張”；所謂“聯省自治”是為“武人割据”作護身符，是把一個 國家弄到四分五裂不能統一的禍首，“提倡分裂中國的人，一定是野心家”，而 “制造分裂中國論調者”是“中國之仇敵”。 事實證明，孫中山先生經辛亥革命后努力創建民主共和、努力謀求民主共和下 的國家統一，旗幟鮮明地反對實行“聯邦制”、“聯省自治”等包藏禍心的政治主 張，其為保“政治統一”、建“單一之國”堅定的信念、堅韌的精神和融會古今中 外的思想理論，在后來中國复雜的歷史進程中，對維護國家和民族的統一產生了重 要影響。 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中國共產党人高舉愛國主義旗幟，繼承、發展孫中山和其他 愛國、革命先驅的事業，領導人民繼續奮斗。在辛亥革命38年以后、孫中山去世24年 以后，人民最后推倒了壓在自己頭上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兩座大山。中國歷史重 新走上了獨立發展的軌道。中國進入社會主義，乃是這种獨立發展的必然結果。民 主革命階段的愛國主義斗爭，到這里，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 了！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共產党領導人民繼續奮力前進，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再 到強起來。現今的中國可能頗接近孫中山理想的中國。《三民主義》的民族、民權、 民生都得到圓滿的實踐。孫中山的《建國方略》、《建國大綱》及《實業計划》所 描繪的宏偉建設藍圖也一一落實。中華民族偉大复興也是指日可待。兩岸的統一時 机也日漸成熟。 中山先生在其革命生涯中，始終堅持國家統一思想。早在1903年，他就曾抨擊列強 陰謀分割中國領土的妄言，指出中華民族“有統一之形，無分割之勢。在就任中華 民國臨時大總統的宣言中，宣布新成立的共和國“當成為統一獨立与興盛之國家”， 施政方針是實現“民族之統一、領土之統一、內政之統一”，堅決反對任何分裂中 國的圖謀。 中山先生之所以將實現中國統一視為“根本要圖”原因有三：一是國家統一早已積 淀為中國的歷史意識，他說：“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國家，這一點已牢牢地印在我國 的歷史意識之中，正是這种意識才使我們能作為一個國家而被保存下來，盡管它遇 到了許多破坏的力量。”二是實現國家統一符合全体國民的普遍期望，他指出統一 “是全國人民現在的心理”，因為“能夠統一，全國人民便享福；不能統一，便要 受害”。三是只有統一，中國才能真正強大起來。他強調統一与否是國之大事，關 系到“中國存亡”和“長治久安”。并且在中國處于積貧積弱的狀況時，他堅信中 國實現統一，“將來定可成為世界一等強國”。 中國共產党最高領導人自毛澤東以下，到江澤民、胡錦濤和習近平屢次表明：“中 國共產党是孫中山革命事業最堅定的支持者、最親密的合作者和最忠實的繼承者”， 稱他是“偉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給予他崇高的尊崇。70余年來，每年的“五一”、 “十一”和重大節日時，天安門廣場上都會擺放中山先生的巨幅畫像。每逢孫中山 的生辰和忌辰的逢十周年紀念，每逢辛亥革命逢十周年紀念，都有大規模高規格的 紀念活動。對于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的紀念，已經成為70多年來中國共產党和中國 人民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孫中山是國共兩党都高度評价与隆重紀念的民主革命先驅 ，是兩岸同胞都尊崇和緬 怀的偉人，是兩岸歷史脈絡的唯一共識，是兩岸同胞的共同旗幟，是兩岸跨越藩篱 的橋梁。因此1981年的《葉九條》呼吁：“為了盡早結束中華民族陷于分裂的不幸 局面，建議舉行中國共產党和中國國民党兩党對等談判，實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 成祖國統一大業。” 在紀念和緬怀孫中山先生逝世一百周年之際，我們要鄭重呼吁中國國民党早日回歸 孫中山路線，順從時代潮流，跨越歧見，求同化异，共謀祖國和平統一大業，則民 族幸甚！百姓幸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