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年初，涉台研究領域出現一個最新的術語：“台獨民粹主義”，讓
初見者大感突兀。
欲剖析“台獨民粹主義”，先談談“台獨”的興起與發展，下列三段時間表很
能說明問題：1945年日本投降後，因台灣當局鎮壓、打擊軍國主義分子與漢奸在台
灣建立的“台獨”組織被迫移居海外，依靠美、日等外國勢力支持生存發展；1977年
8月，以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為代表的“台獨”勢力，打著宗教旗號，公開提出“台灣
的將來應由1700萬住民決定”的“台獨”主張；1986年9月成立的民進黨通過的黨綱
主張“台灣前途由台灣全體住民決定”。1991年10月該黨公然將“建立‘主權獨立’
自主的‘台灣共和國’”的政治訴求列入黨綱。
政治學針對“民粹”的定義則為：“煽動庶民偏見且經過政治精算的一種意識
形態”。台灣這20多年的民粹現象，一開始帶來所謂的“民主”，但是民主化的持
續民粹，看似由集體分享所謂的社會成果，但實際上是淪為特定政治勢力及政治精
英所操弄，權利根本與庶民無關。
台灣的政治民粹一旦與“台獨”緊密相連、相合、相融，越顯其互相依靠、互
相作用、誰也離不開誰的特質。其發展的動向必然是陷入走偏鋒、極端化、失去掌
控的暴力傾向而無法自拔。
一、“台獨民粹主義”的特徵
翻閱歐美西方史卷，來追蹤、總結民粹主義的特徵，可以發現，不同時期、不
同內涵及表現形式的民粹主義一般都具有三大特徵：即非理性、對抗性、極端性。
這三個特徵在“台獨民粹主義”那裡表現得尤為淋漓盡致。蔡英文感到光有這三性
還不夠，她所發揮創造的第四性，即外溢性，則有助於擴大“台獨民粹主義”的影
響力與蠱惑力，從而有助於民進黨在島內一黨獨大，長期統治。
特徵之一非理性
“台獨民粹主義”的非理性表現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個方面。以兩
岸經濟合作為例。台灣島離大陸這麼近，缺乏獨立、完善工業、農業體系的台灣，
當年因認同“九二共識”的國民黨當局與大陸協商所簽訂的ECFA協定，讓台方獲益
匪淺。可以很明確這麼說，近10年每年台方在兩岸進出口貿易中平均順差600-800億
美元，都離不開ECFA。 台灣目前正在享受的出口大陸的539項產品零關稅以及從大
陸零關稅進口的267項產品，都極具價格競爭力。
2016年蔡英文上台時，儘管民進黨當局沒有明確接受“九二共識”或其“兩岸
同屬一中”的核心意涵，但大陸基於善意，讓ECFA等協議繼續運行，耐心等待民進
黨當局迷途知返。而民進黨當局不僅繼續堅持“一邊一國”、“一中一台”的兩岸
關係政治定位，更大肆推動所謂“‘國家’正常化”的“台獨”分裂活動，極其頑
固地以“親美反中”路線來對抗大陸。如此非理性地顛倒是非曲直，是大陸方面絕
對無法接受的。
特徵之二對抗性
在當今的台灣，“台獨”合法化後，由民粹作為支撐，蔡英文當局似乎膽子越
來越大。某些以前敢做不敢說的“台獨”言行，如今不但敢做，也敢說了。而其護
身符很簡單，衹要轉嫁於“主流民意”，抬出各種受其蠱惑、煽動的民調即可。如
此這般，其對抗性自然就大大增強。這就像打開潘朵拉魔盒，放出魔鬼“台獨”，
攪亂了台灣社會，引起思想混亂，認同混亂，造成族群對抗，藍綠對抗，“統獨”
對抗，社會對抗，政治對抗，台灣陷入一個處處與大陸對抗的社會。分裂主義的發
展，造成民粹主義的氾濫與盛行，民粹如同幽靈始終籠罩在台灣的上空。帶有分裂
主義印記的“台灣”一詞被神化，它代表著“國家”，代表著“正義”，代表著
“主權”，絲毫不能被“矮化”，不可“退讓”。“愛不愛台灣”是衡量一切問題
的惟一標準。在此邏輯下，民粹主義進一步蔓延，連純醫學領域的疫情防控也塗抹
上對抗、抵制大陸的色彩。民進黨當局可以慷慨地將千萬隻醫用口罩主動捐贈給美
國等外國，但一隻也不會送給大陸，甚至禁止對大陸出口。自認為以此就可羞辱、
中傷、折損大陸。而沒有連任壓力的蔡英文及其團隊，把更多的“統獨”議題擺上
桌面，如推動華航改名；進一步檢討“‘中華民國’護照”的英文“國號”等，公
然擺出一副為所欲為、四處挑釁的架勢。
特徵之三極端性
民進黨的“鬥爭政治”以網絡社群作為新的場域。誰能在網絡上呼風喚雨，誰
手上豢養的網軍戰力最強，誰就能分得一杯羹。即便在現實政治落選也無礙，照樣
有酬庸和資源作為補償。在這種生態下，民進黨一方面延續了原有派系和家族的政
治傳承，另一方面也及時發掘和補充了新生力量，並且在培養過程中擴大了青年支
持基礎，進而和“反中民粹同溫層”的建構形成一個“良性”循環。當然，這也造
成了當下“反中”民粹覆水難收的困境。這是民進黨在網絡時代操弄權力政治的必
然結果，給兩岸關係帶來了極其嚴重的惡果。
“議題排異”的極端性則是“台獨民粹主義”最愛採用的煽動方式。民進黨通
過各種議題，如“轉型正義”、“守衛家園”等煽動民粹，形成各種有利於“台獨”
的認同，形成全方位壟斷的“合法”地位和越來越偏激偏“獨”的強制性，造就奪
取陣地、通化異端和鞏固“台獨”陣營的結果。
“台獨民粹主義”的極端性在兩岸經濟交流方面也表現得十分凸顯。它既要考
慮獲得最大的經濟利益，同時又要首先考慮政治安全。台灣積極爭取外資，卻拒絕
與阻礙大陸資金流入，對陸資大力設卡與管制。但對美、日資金不設限。不開放大
陸農產品入台，不開放大陸勞工在台合法就業，而與此同時在台的外籍勞工超過了
40萬人。如此不講理的極端性，在當今的世界堪稱獨此一家。
特徵之四外溢性
近年來，島內的“台獨”勢力充分利用“台獨民粹主義”，與一切旨在謀求分
裂中國的境內外分裂勢力互相勾結或進行外部整合，呈現向外延伸的發展態勢。其
中最為典型的是勾結、支持香港亂港派，暴力反對特區政府，反對中國大陸。
2019年“台獨民粹主義”勢力與外部勢力聯手策動的香港“反修例”風波，運
用所謂的“民粹政治”，攻擊中國大陸政府，極力歪曲抹黑“一國兩制”，妄圖趁
亂奪權，顛覆香港特區政府。當風波越鬧越大後，被煽動者衹能被動跟著“送中”
這個符號走，理性思考與修例意義被徹底扭曲。“台獨民粹主義”利用香港風波究
竟要達到什麼目的？凡明眼人看得很清楚：一是蔡英文當局利用香港風波，全力反
對“習五條”，要印證“一國兩制”在台灣沒有實現的可能性；二是依此進一步推
理，民進黨當局一直是堅決反對“一國兩制”。衹要選民保證蔡英文“大選”連任，
我就保證台灣決不會接受“一國兩制”。蔡英文狂勝對手265萬票的成功連任，大大
激發了“台獨民粹主義”外溢的非理性、對抗性、極端性與冒險性。
政治學家、社會學家一般認為，民粹主義的溫床是各國、各地區的重大選舉。
但選舉過後，竭盡種種手段勝選的派別或政黨，為穩妥上台執政，發熱發燙的頭腦
會逐步冷卻下來，不斷修正超越底線的政治軌跡，使得社會秩序恢復走上正軌。而
民進黨當局卻不斷繼續操弄民意和挑動民粹，高度政治化的台灣社會在民進黨操持、
蠱惑、煽動下，以大陸為最大對手，在“去中國化”的絕路上越走越快。
二、“台獨民粹主義”的形態
回顧台灣歷史，70多年的“台獨”活動已不是簡單的要求“台灣獨立”，而是
具有更為複雜形態的內涵與表現形式。在完全執政的民進黨當局的培育、縱容、唆
使下，“台獨民粹主義”具有更為危險、好戰的特性，主要的表現形態有以下幾種：
1、“‘中華民國’台灣”：這種形態的創造發明權應歸屬於蔡英文。其文理、
文法通不通暫且不說，因蔡英文外訪說得太多，自我感覺好像知名度有所提升。但
可惜的是即使受惠台灣的15個“邦交國”代表，在聯合國提案時也僅說“中華民國”，
完全是無用功。
民進黨在“台獨民粹主義”的主要表現形態上是花了很大“心血”。從“‘中
華民國’在台灣”，到“‘中華民國’是台灣”，確確實實是向著“台獨”邁進了
一大步；再進化到“‘中華民國’台灣”，實在是讓台灣民眾一頭霧水。從表面上
看，“中華民國”與“台灣”等同，但究其實質，究竟是“中華民國”的“台灣”，
還是“台灣”就是“中華民國”，誰也說不清楚。但有一條讓人明白，“憲法一中”
已束之高閣。所謂的“中華民國”僅僅是“台灣”的遮眼布。“‘中華民國’台灣
化”是當下整個台灣社會的發展趨勢。
2、“一邊一國論”：這個論述的形成，是陳水扁在李登輝“兩國論”的基礎上
所推出的“台灣‘國家’論”。歷經近20年的風雲，已被綠營公開定位為“台獨民
粹主義”的基本政治立場。
儘管2016年蔡英文上台後的第一份“就職演講”提到“‘中華民國’憲政體制”
時，自辯“會依據‘中華民國’‘憲法’、兩岸關係人民條例及其他相關法律處理
兩岸事務”，但整個論述仍然是“台灣——‘國家’”框架。其策略是偶然用“中
華民國”，如今是乾脆不用，而在涉外正式場合一律用“中華民國台灣”。於是形
成了蔡英文的“台獨新表述”：“‘中華民國’=台灣=‘國家’”。
3、“台灣歷史與起源建構論”：蔡英文首度勝選上台後不久，即以台灣地區領
導人的身份，正式向原住民道歉，推動“原住民轉型正義”，以確立原住民是台灣
真正的主人，而漢人僅是外來者，以此從歷史源頭否定自古以來台灣就是中國領土
一部分的論述。
為切割兩岸血緣關係，建構“血緣”上的“去中國化”，民進黨當局炮製的台
灣高中歷史教科書內煞費心機地加入“南島語族”與“有唐山公，無唐山媽”等概
念後，再用粗糙與錯誤的資料，力主台灣近85%以上的人都有平埔族的“南島語族”
血統。這種“台灣國族血統論”自然經不起遺傳學的科學檢驗，但是卻被民進黨拿
來作為“教育台獨”、“文化台獨”的依據。蔡英文在2017年出訪南太平洋時，即
別有用心地定名為“尋親之旅”。在蔡英文的眼中，太平洋島國的原住民才與台灣
是一家親，進而想盡辦法杜撰了莫名其妙的“台灣民族論”，認為：“台灣原住民
屬於南島語族”。這樣做的玄機何在？蔡當局幻想用“南島語族”取代“中華民族”
地位，甚至從DNA角度否定兩岸同胞同根同源，試圖從民族角度“去中國化”，配合
捏造“台獨”理論中的重要支撐——“台灣民族論”。
4、變相“法理台獨論”，即推動“準法理台獨”與“釋憲台獨”：
許多學者認為，蔡英文即使在第二個任期內不會也不敢推動“法理‘台獨’”。
但我們應該看到，所謂的“法理‘台獨’”也有兩面性，一面是剛性，如公開制定
“台獨憲法”或公開宣佈建立“台灣共和國”，這些是標準的“法理台獨”；但與
此同時，另一面是柔性，即“準法理台獨”與“釋憲‘台獨’”。李登輝大搞“修
憲‘台獨’”；陳水扁一味推動“公投制憲”，故被稱為“制憲‘台獨’”；蔡英
文則更進一步，提名公然宣揚“兩國論”的“台獨”大法官，未來就存在“釋憲
‘台獨’”的可能性，即通過大法官解釋兩岸關係的政治定位與台灣“‘國家’性
的‘憲法’”解釋，就有可能實現某種程度的“釋憲‘台獨’”。
三、對策思考
今天的台灣，面臨的最大現實是如何面對大陸。台灣無法迴避大陸，無法迴避
兩岸議題，無法迴避兩岸關係發展的終極目標。為此當下就大陸而言，如何應對
“台獨民粹主義”就顯得格外重要。
一、學會掌握、運用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與和平統一的辯證關係極為重要，但
在具體推行中稍不注意會有所偏失。2008年至2016年國民黨執政時期，馬當局認同
“九二共識”，大陸堅持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無疑是正確的，但和平統一卻越講越
少。這無形中讓島內同胞錯認為和平發展是大陸終極目標，導致“和平台獨”意識
抬頭。和平發展取決於雙方的意願，不可能是一廂情願的。過早、主觀、片面地認
定和平發展不可逆轉，對政黨輪替已成常態的島內政局就缺乏有針對性的戰略佈局。
如果國民黨執政與民進黨執政，兩岸關係都實行無差別的和平發展，那支持、
認同“台獨民粹主義”的民眾就沒有危機感，會隨心所欲選擇支持民進黨，支持
“台獨”政權，來倒逼大陸讓步、讓利。
二、為打壓“台獨民粹主義”的猖狂勢頭，加快兩岸統一的步伐，可以同時抓兩
手，一手抓15年前制定的《反分裂國家法》的升級版。對“準法理台獨”與“釋憲
台獨”等概念，作出明確的界定與宣示。進一步闡明台島內外最為關切的大陸採取
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的紅線。另一手更為重要，要適時、儘快頒佈實施《中
國統一法》。該法形成初稿後，為集中全黨全社會的政治智慧，可作為全國“兩會”
的重要文件之一，請“兩會”代表、委員慎重審閱。經幾上幾下的審閱、討論，並
公開投票表決後，再向海內外正式公佈執行。
三、連“台獨之子”陳水扁都知道，“急獨”是“急統”的同義詞，“台獨”
做不到就是做不到。信奉“台獨民粹主義”論者以一種站上“道德制高點”的傲慢，
去指責批判“統派”“賣台”、危害“國家安全”，是極度可笑的。因為，實際上
真正毀台、真正危害“國家安全”者，非“台獨”莫屬。
我們應該抓住今年5月北斗衛星系統正式成網的機會，通過網絡將涉及兩岸“統
獨”的每一件大事，讓島內民眾充分瞭解。台灣同胞衹有真正認清了“台獨”的真
面目，尤其是“台獨”升級版——“台獨民粹主義”的危險與荒謬，才能正視“統
一”被汙名化的危險與荒謬。事實上，“統一”追求的不是“速成的統一”，而是
“心靈契合的統一”，是未來式、有條件、兩岸人民合意的“統一”。通過和風細
雨、潛移默化的解疑釋惑，使得台灣民眾逐漸明白，這樣的“統一”訴求與目標，
既不是“投降”，也不是“賣台”，而是“愛台”。
四、需要明確的是民粹絕不等同於民意。民粹是被某種極端勢力操弄、引導、
偏向的民意，帶有很大的欺騙性與冒險性。島內民意呈現多元，複雜，多變，甚至
經常是自相矛盾的。對於多變、捉摸不定的民意，需要冷靜、及時、實事求是地進
行一番去粗存精、去偽存真、由外及內、由表及裡的分析。我們關注的民意，是指
與兩岸關係變化、發展有著密切關係的島內主流民意，囊括島內的思想、思潮、動
向、意識等。要想改變台灣的主流民意向著我們所期待的方向發展，絕非易事。這
是我們必須面對的現實。但這也不是意味著大陸不可作為。
欲改變“台獨民粹主義”的思潮，可抓住涉及兩岸關係的重大事件的關鍵時刻
來做工作。譬如這次兩岸突然暴發新冠肺炎疫情，蔡英文當局想方設法“以疫謀獨”，
而我們要通過實例，向島內民眾講清楚，衹有兩岸合作抗疫，才能真正戰勝病毒，
雙方彼此之間是誰也離不開誰的“生命共同體”。近來台灣各界十分關注關於ECFA十
年到期後，大陸會不會續簽協議。台灣“經濟部長”沈榮津多次強調，就算大陸停
止ECFA早收清單，對台灣經濟的影響也非常小。而事實情況是，少了這一塊，島內
會有多少企業活不下去，會有多少勞工失業？需要提醒的是，島內外有多家權威機
構預言，後疫情時代很可能會出現大面積的經濟大蕭條。台灣靠貿易撐起經濟發展，
一旦出現人、貨交流銳減，甚至停滯的逆轉局面，台灣受傷的狀況真難以想像。緊
緊抓住一個個重大事變後的教訓與反思，才能讓台灣民眾有切膚之痛，才有可能回
歸理性思考，才能逐步認識“台獨民粹主義”的極大危害。
在這裡還需特別強調的是，解決台灣問題，不完全靠改變台灣的主流民意，更
重要的是要靠大陸的綜合實力和堅強意志。
作者為上海東亞研究所研究員
本文源自“中評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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