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台灣出現了一股在文化領域推行為分裂主義路線服務的 政策動向，與海內外分裂勢力長期以來在文化領域的“台獨”主張相呼應，在李登 輝主政中後期和2000－2008年陳水扁執政期間有著逐步加劇的趨勢，這引起了海內 外中國人的關注和憂慮，人們稱之為“文化台獨”。隨著2016年“二合一”選舉的 獲勝，民進黨重新上台執政，再次顯現迫不及待地推行“文化台獨”政策的趨向。 本文擬就“文化台獨”的內涵與實質、李登輝和陳水扁時期推行“文化台獨”政策 的特徵及其實施、2016年以來民進黨當局推行“文化台獨”政策的相關作為作一分 析，揭示“文化台獨”的危害及影響，並對於“文化台獨”問題提出若干思考及認 識。 一、“文化台獨”的內涵及實質 “文化”概念的定義有廣義、狹義之分，廣義的指人類在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 所創造的物質財富與精神財富的總和；所謂“文化台獨”中的“文化”概念應是狹 義的，即指教育、語言、文學藝術、習俗、宗教信仰、傳統、制度等方面。“文化 台獨”起碼包括兩個層面的涵義： 1、海內外分裂勢力在文化領域的“台獨”主張，是其政治綱領及政策主張的重 要組成部分，指導其相關的活動，為實現其政治目標服務。 2、台灣當局利用其執政地位，在文化領域推行為分裂主義路線服務的政策，甚 至體現於法律法令，以貫徹其政治理念。 文化領域的“台獨”主張與在文化領域推行為分裂主義路線服務的政策分屬於 社會上層建築體系的不同方面，前者屬於思想上層建築範疇，後者已融入政治法律 制度，屬於政治上層建築範疇，二者相互作用，互為因果。文化領域的“台獨”主 張與政治領域的“台獨”主張都屬於思想上層建築中最為重要的部分。因此，文化 領域的“台獨”主張及相關政策是為政治領域的“台獨”主張及相關政策服務的； 文化領域的“台獨”主張及相關政策實質上是政治領域的“台獨”主張及相關政策 在文化領域的反映，通過輿論宣傳、文化教育等引導社會、引導民眾去維護和支持 “台獨”的政治理念、路線和政策。因此，“文化台獨”雖然表現在文化上，但卻 是一個嚴重的政治問題。 “文化台獨”本質上企圖從歷史、文化領域藉助“本土化”的名義而極力推行 “去中國化”，割裂台灣與中國的歷史、文化聯繫，反對和清除對中國的歷史、文 化認同。在“台獨”勢力看來，“文化認同會被支配者利用而成為文化霸權”，從 而支持中國的“政治霸權”，懼怕由對中國的“文化認同”導致對中國的“國家認 同”。因此，在“一個中國”概念中不僅要去除政治、法律的涵義，而且必須進一 步去除文化、歷史的涵義，為政治上、法律上的分裂主義路線奠定基礎。“台獨” 人士李喬曾經宣稱：“何以要從文化層面來主張‘台獨’呢？簡言之，因為這才是 ‘台獨論’的根本，這樣的‘台獨論’才有效，這樣的‘台獨論’才能使‘台灣真 正‘獨立’’，亦即‘台獨有意義’。”“台獨”勢力正是力圖推動從對台灣的 “文化認同”導致對台灣的“國家認同”。 從理論上看，文化領域的“台獨”主張的宣傳將一定程度直接影響台灣社會對 中國的“文化認同”，而“文化認同”是“民族認同”、“國家認同”的基礎，進 而影響台灣社會的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在李登輝和陳水扁主政時期，台灣當局在 文化領域推行為其分裂主義路線服務的政策，灌輸其意識形態。統治階級的思想及 意識形態就是該社會占統治地位的思想及意識形態，運用政權力量，通過文化教育 和大眾傳媒等機制，以意識形態的灌輸和輿論宣傳的導向，在文化、歷史方面“去 中國化”，這使台灣社會在政治文化層面的“國家認同”逐步發生實質性變化，這 種影響對於青少年尤為嚴重。 然而，文化這一社會歷史發展傳承下來的行為模式的集合體，通過人們長期經 驗的總體發展得以維繫，具有一定的連續性和穩定性。文化作為社會意識和上層建 築是一定的社會存在和經濟基礎的反映，而社會意識形式有其相對獨立性，通過社 會心理對社會存在和政治制度起巨大反作用。所以，文化認同一旦形成，將難以改 變。正因如此，儘管經過長達50年的日本殖民統治和“皇民化”教育，但是中國傳 統文化在戰後台灣仍然擁有巨大的影響力與凝聚力，當然也不能忽視日本殖民統治 和“皇民化”教育在戰後對台灣政壇與社會所造成的遺害，至今尚未消除。同理， 長期以來海內外分裂勢力有關文化領域“台獨”主張的宣揚和“台獨”路線的推行 不可避免地遭遇強大的客觀制約，但是他們並不甘心失敗，仍然不遺餘力，甚至提 出和推行一些極端、偏激、情緒化、非理性的口號和舉措，這種違反文化發展規律 的目的，終將不能如願以償。儘管如此，仍然必須毫不懈怠地加以遏制，最大限度 地消除其對兩岸關係發展的危害與影響。 二、李登輝和陳水扁時期推行“文化台獨”政策的特徵及其實施 上個世紀90年代以後，李登輝當局打著“民主化”、“本土化”的旗號，在文 化領域推行為其分裂主義路線服務的政策，“文化台獨”主張開始有恃無恐地宣揚。 李登輝聲稱“無時無刻不在思考文化的重建與新生”，“教育不改，人心也不會改 變，過去教育都限制在大中華的觀念範圍中，台灣不需要大中華主義”；“我要中 小學教育裡多加些台灣歷史、台灣地理等課程”。因此，台灣當局鼓動各大學逐步 刪減甚至取消與“中國”有關的“國文”、“三民主義”、中國近代史及中國通史 等必修課程，鼓動高校設立“台灣文學系”或“台灣文學研究所”，而把“中國文 學系”併入“外國文學系”、“東方文學組”等。陳水扁上台主政後延續李登輝的 理念，繼續推行“文化台獨”政策，比之於李登輝有過之而無不及。 推行“文化台獨”政策涉及文化領域多個方面，影響較大者主要體現在語言及 歷史教育兩個方面。 （一）在語言方面企圖割斷台灣與祖國大陸的聯繫。 1、強力推行台灣方言的教學。 1994年李登輝在與日本右翼作家司馬遼太郎對談中極端化地強調台灣“鄉土教 育”和“方言普及”，把中國文化與台灣文化對立起來，刻意否定台灣文化與中國 文化的關係，惡意貶低中國文化，他把所謂“台灣話”與“中國話”分開並對立， 宣稱自己帶頭講“台灣話”，“已是非如此做不行了”，“台灣人想聽的事，用中 國話說不通的”。從而台灣當局刻意在文化上製造台灣與中國大陸的差異與區分， 表現在語言文字上推行所謂的“鄉土教學”，這是其“本土化教育”的重要一環， 即用台灣的地方方言（閩南話）講學，對中小學生進行台灣歷史、地理、人文、風 俗、社區等各個方面內容的教育。這一教學在小學階段側重於語言掌握，主要是將 方言學習融入各科教學中；在中學階段則偏重於台灣歷史文化教育。因此規定中小 學生必須在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語中選修一種，以此弱化普通話（即所謂“國 語”）在台灣的主導地位。中小學經常舉行“台語演講比賽”、“台語辯論”、 “台語電影欣賞”，官方還舉辦“台灣語言國際學術研討會”，等等。 陳水扁多次在公開場合宣揚“台灣文化不是中國文化的一個分支”，強令台灣 的廣播電視大量增設“台語”（閩南語）節目，他自己也經常用“台語”發表公開 講話。 台灣民眾要求自己的子弟學會鄉土語言，這完全是合情合理、無可厚非的，但 某些政治勢力及人物將此“政治化”，民進黨人士宣稱：“國語的支配力量其實反 映了中國在台灣的優先地位，代表了支配者與被支配者、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關係”， 因此，“台語”被視為認同台灣的標準，不會說“台語”則被當成不認同台灣，或 者輕忽台灣。更有甚者，有人鼓吹“未來的國語與官方語言應當重新擬定”，還有 人宣導推行“台語文字化”，許多政界人士將在公共場合講“台語”作為其政治 “作秀”的組成部分。由此可見，在台灣當局及某些政治勢力那裡，推行“台語教 學”絕對不是單純的語言問題、文化問題。 2、以“通用拼音法”代替“中文拼音法”。 上個世紀80年代末以來，雖然中文拼音廣為國際採用，並已獲得國際ISO認證， 全球超過15億人在學習及使用中。但是，陳水扁及民進黨當局則認為，中文拼音代 表的是“中國”與“統一”，因而是不能接受的。他們放棄國際通行的中文拼音系 統，推出所謂的“通用拼音系統”，要使台灣和大陸有所區隔。 1997年7月，鑒於國際化和信息化的考量，台灣“教育部”決定採用“中文拼音” 為中文譯音方案。事隔三年，2000年10月台灣“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否定採用 “中文拼音”方案，通過所謂符合台灣習慣和鄉土語言且具更高相容性的“通用拼 音法”（此方案是1998年陳水扁在台北市長任內擬定的方案，因遭“教育部”反對 而作罷）。台灣“教育部”政務次長解釋說，採用“通用拼音法”考量在於國際標 準、本土化語言教學及國內接受度。主持這一工作的曹逢甫聲稱，中文譯音的國際 通用性是可以考慮的重要因素，但非唯一的考量因素，因為還須考慮國內接受度及 九年一貫課程鄉土語言音標的相容性。他還舉例說明，西班牙語和葡萄牙語是兩個 非常相似的語言，但當兩國分別獨立建國時，葡萄牙政府的語言規劃單位曾刻意強 化兩者的差異以增加區辨性以及各自的“自主性”；類似的情況也曾發生在丹麥語 和瑞典語之間，當台灣“自主性”呼聲越來越高的時候，“認同性”的考量自然會 受到較大的重視。由此台灣當局採用“通用拼音法”的目的昭然若揭，即以此塑造 一套有別於中國漢語文化系統的“台灣拼音法”，懼怕因為採用“中文拼音法”使 “台灣被視為中共的一省”，實質上是對不具有階級性、政治性的語言拼音法賦予 “政治化”的涵義。正如台灣學者指出，這種做法“名為尊重本土文化而兼具反共 意識，實為‘台獨’意識作祟”，是一種“新鎖國政策”。語言是一個民族生存和 生活的最基本的方式，也是一個民族存在的重要標誌。從語言上割斷台灣與祖國大 陸的聯繫，也就從根本上動搖了兩岸統一的文化基礎，這是“文化台獨”邁出的危 險而關鍵的一步。 （二）在歷史教育方面歪曲台灣歷史，貶損中國歷史，企圖割裂台灣與中國的 歷史聯繫，極力宣揚親日情結。 1994年李登輝在與日本右翼作家司馬遼太郎對談中聲稱，中小學對中國古代史 的學習“不太有用”，進而強調對台灣歷史、地理的學習，聲稱以往不教台灣的事 而教大陸的事“真是荒謬的教育”。李登輝1996年5月“就職”時提出，“過去國民 黨太強調大陸的歷史文化，要讓新生一代瞭解台灣”。為此，台灣“教育部”決定 在中學開設《認識台灣》新課程，1997年2月，由台灣“國立編譯館”組織編寫一套 初中教材，試用一年，1998年正式使用。這套打著“本土化教育”旗號的教材分為 歷史篇、地理篇、社會篇。讓台灣青少年認識自己家鄉的歷史和生存環境，增進愛 鄉愛土的情感，原本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的。但是，這套教材歪曲歷史與現實， 以所謂“學術研究”、“中性描述”的幌子，籠罩著台灣當局“政治干擾”的陰影。 《歷史篇》第一章導論寫道，台灣歷史的特色是多元文化，對外關係密切、對 外貿易興盛、冒險奮鬥和克服困難精神。應當指出，台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 分，不能罔顧這一歷史事實去認識台灣。台灣主要由大陸移民開發，在歷史上與閩 粵兩省一直有著密切關係，這是台灣歷史的特色。教科書編者假借使用“中性”詞 句，把鄭成功“收復”台灣寫為“進攻”台灣；把日本“侵佔”台灣寫為“取得” 台灣；把日本“投降”寫為“終戰”、台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凸顯出無恥的 媚日觀點。 《社會篇》極力鼓吹“我們都是台灣人”，宣揚所謂“台灣意識”、“台灣精 神”、“台灣魂”、“吾土吾民”，卻不提台灣人也是中國人，隻字不提“中國人”、 “中華民族”、“中華文化”。這與“台獨”勢力宣揚的“台灣是台灣”、“中國 人是中國人”、“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的謬論一脈相承。 ①這套教材通篇沒有出現“中國人”、“中華民族”這些字眼，所謂“以台灣 人的觀點寫台灣史”，實際上刻意排斥“中國的台灣”。 ②這套教材稱台灣“有史時代”就進入“國際競爭時代”，否定台灣與中國大 陸的領土關係；稱“多元文化是台灣歷史的一大特色”，以此表明台灣的“國際性”。 ③這套教材通篇充斥“我們都是台灣人”，由“多元族群”構成，清代是漳、 泉、客和原住民“四大族群”，當今則是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和原住民“四大 族群”；“台澎金馬是命運共同體”，要凝聚“台灣意識”，變成“台灣人”。不 斷重複四百年來外來統治者欺壓台灣人的悲情歷史。 ④這套教材在刻意疏遠、貶損中國的同時，卻對日本表現出異乎尋常的熱情。 “歷史篇”不僅模糊淡化日本在台的殘酷殖民統治，而且鼓吹日本殖民統治給台灣 帶來的“豐功偉績”；“社會篇”大肆讚頌“日治時代”，隻字不提台灣民眾反抗 日本殖民統治的悲壯事實和具有的中華民族意識。 《認識台灣》一推出即掀起軒然大波，受到社會廣泛的質疑和各界人士的抨擊 和批評。許多學者認為這是政治文宣品，而不是教材。他們認為：一、這套教材任 意篡改歷史，妄圖割斷大陸與台灣的血脈聯繫；二、這套教材歌頌日本殖民統治， 親日情結濃厚；三、這套教材刻意凸顯“兩個中國”的文字，妄圖誤導青年學生的 “國家觀念”，為“台獨”鋪路；四、這套教材為執政者塗脂抹粉，充斥著政治文 宣的意味。他們認為“中小學教科書為‘國家’教科書，著重培養青少年的‘國家 觀念’”，而這套教材是“亡其國先亡其史”，必將成為“台灣的亂源”。民進黨、 ‘建國黨’及台灣教授協會的一批人則對這套教材表示認同，聲稱這是“跨出台灣 本土化教育改造的第一步”。台大教授李永熾認為，這套教材使“‘國民’教育往 前跨進一步”，建立起“以台灣為中心”的觀念，回歸了‘國民’教育以形塑學生 人格成長為目的的功能。他們在讚賞的同時也表露遺憾，民進黨中常會呼籲“本土 化教育未竟全功，民進黨將繼續集思廣益，促成更符合台灣史觀的基本教材，民進 黨並將責成各執政縣市長繼續秉持認同台灣的一貫原則，推動教材改革和全面本土 化運動”。 綜而觀之，不論是文化領域“台獨”主張的宣揚，還是在文化領域推行為分裂 主義路線服務的政策，從意識形式對社會存在的反作用的程度與方式來看，從各個 方面相關因素的考察及評估，影響最大且危害最烈的是歷史教育方面的“去中國化”， 歪曲台灣歷史，貶損中國歷史，割裂台灣與中國的歷史聯繫，宣揚親日情結。在2004年 底的“立委”選戰中，陳水扁宣稱“‘本國史’就是台灣史，中國是外國，要先認 識台灣史，再談外國史”；他還提出，要解決所謂“國家認同”問題，台灣教育需 要大改革。不難看出，陳水扁當局在教育文化領域推行的政策是藉“本土化”之名 行“文化台獨”之實，企圖通過篡改歷史兜售“台獨史觀”，進而塑造“台獨國民”， 以達成“台灣獨立”的政治目的。而這一切以教科書形式進入中小學，以政權力量 將“台獨史觀”通過文化教育強制灌輸給台灣青少年，其影響之廣泛，危害之深遠， 應予高度的重視及有力的遏制。 此外，在陳水扁主政時期，當局主管部門利用“國家考試”推行“文化台獨” 政策，妄圖改變公務員的文化認同。主要做法有： 1、考試命題範圍的“去中國化”。建制台灣史地題庫，各項“國家考試”中逐 步提高有關台灣史地的命題比例；以“台灣近代史”取代“中國近代史”；將應試 科目“國文”試題題型修正為“作文、公文與測驗”或“作文與測驗”，將應試科 目名稱有“中國”者，一律修改為“本國”；名稱有“中西”或“中外”者，一律 修改為“世界”。 2、提高閩南話命題比例。中文閱讀測驗選擇本土作家的作品作為閩南話考題； 公務員考試中採用閩南話命題；“國文科”考試使用何種語文不作規定，企圖以閩 南話逐漸取代現行“國語”進入考試。 三、2016年以來民進黨推行“文化台獨”政策的相關作為 2016年民進黨再次上台執政之後迫不及待地推行“文化台獨”政策，主要體現 於“一破一立”兩個方面：“一破”即廢止馬英九主政時期的“微調課綱”；“一 立”即推出“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綱”。 2016年4月29日，台灣“立法院”表決通過民進黨“立委”提出的“要求教育部 撤銷微調課綱”提案，“教育部長”就任第二天（5月21日）即迫不及待地宣佈，將 以行政命令廢止“103年微調課綱”；所謂的“103微調課綱”，是指2014年2月10日 通過的“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國文、歷史、地理、公民與社會課程綱要，課綱 微調事件源於馬英九政府著手調整高中課綱中的部分用語，修改李登輝、陳水扁主 政時期滲透於課綱的“去中國化”和歌頌日本殖民統治的錯誤史觀。譬如，把“中 國”改為“中國大陸”；把“日本統治”改為“日本殖民統治”；“接收台灣”改 為“光復台灣”；把“日本帝國大東亞共榮圈的構想”改為“日本帝國大東亞共榮 圈的侵略構想”；對慰安婦的描述增加“被迫”兩字等17處重大爭議。這項在歷史 教育的撥亂反正工作遭到“台獨”勢力強烈攻擊，民進黨煽動一些不明真相的學生 以“馬英九政府未公佈微調課綱會議的發言紀錄及成員名單，進行黑箱作業”為由 發起“反課綱運動”。2015年7月下旬，部分根本未能釐清新舊課綱差別的學生聚集 並衝擊“教育部”，使台灣社會再度陷入紛爭之中，迫使當局改為新舊課綱並行。 由此可見，部分台灣青年在歷史事實上的是非不分、在國家民族認同上的思想混亂， 著實令人痛心，同時顯現“文化台獨”的流毒之深、危害之巨。2016年5月31日，台 灣“行政院”公報宣佈“教育部”的廢止令，公報指出，2016學年度將恢復以往課 綱版本，其中“地理”及“公民與社會”課程綱要回到2008年1月24日公告版本， “歷史”課程綱要回到2011年5月27日公告版本，“國文”課程綱要回到2011年7月 14日公告版本。 2018年民進黨當局如期推出“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綱”，其中歷史課綱體現 更為嚴重的“去中國化”和“日本皇民化思想”。進而於2019年出版歷史教科書， 以諸多不符台灣史實的論述強行灌輸給高中學生，影響所及400多萬學生。新版歷史 教科書主要特徵如下： （一）在民族方面以南島語系取代中華民族，甚至以血源DNA否定台灣人與中國 人的關係；以海洋民族取代亞洲大陸的中華民族，完全切割兩岸之間的民族關係。 （二）在國家治理方面否定《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宣言》等文件，從國際法 上否定中國在台灣治理的合法性；某些版本的歷史教科書甚至出現“台灣地位未定 論”等論述。 （三）在文化方面推銷“去中華文化中心論”，以多元文化取代以中華文化為 主流的歷史事實，無視兩岸的地緣與歷史關係，把中華文化對台灣文化的絕對影響 力，等同於日本、西方及其他外來文化。 在“文化台獨”政策及其相關作為影響之下，台灣民眾與大陸民眾的心理距離 將日益疏遠，甚至發生民意對撞。通過“去中國化”等“文化台獨”行徑，製造兩 岸民意對抗，以鞏固其執政地位，這種手法曾在陳水扁期間屢試不爽，此次重蹈覆 轍將嚴重衝擊兩岸關係。 近年“文化台獨”政策的推動成為破壞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重大威脅。這種跡 象在“太陽花學運”和“反課綱微調運動”之後愈發明顯。在大陸反對“台獨”的 政治高壓之下，民進黨進行外部衝撞式的“台獨”冒險被迫收斂，於是採取從內部 推動“文化台獨”政策，這一系列政治操作已對台灣社會造成即時而深刻的危害。 四、關於“文化台獨”問題的若干思考 “文化台獨”企圖以潛移默化的方式改變台灣民眾的文化認同，進而改變台灣 社會的認同結構，擴大“台獨勢力”發展的社會基礎。經過李登輝與陳水扁先後執 政20年及民進黨再次執政推動的“文化台獨”政策及其作為，台灣社會的認同結構 已經發生一定程度的變化，倘若這一態勢予以延續，勢必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乃至 和平統一構成嚴峻的挑戰。在此基礎上提出幾點思考及認識。 1、台灣文化的主體無疑是中華文化，台灣文化是中華文化的組成部分。但是由 於台灣歷史發展的特殊性，決定台灣文化發展必然有其特殊性，必須看到一百多年 來日本文化及西方文化的極大影響，必須看到威權專制統治時期扼制台灣文化所造 成的負面效果。因此，不僅要區別少數人的政治圖謀與多數民眾的正常文化心理， 而且要嚴格區別文化正常發展狀態與蓄意割裂兩岸文化關係紐帶的行徑。 2、準確地評估在文化領域推行為分裂主義路線服務的政策的作用與影響，恰如 其分地評估其政策的推行與具體效果。少數人在文化領域推行為分裂主義路線服務 的政策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和社會基礎，然而，這一行徑在相當程度上是違逆文化 所包涵的多種社會意識形式自身發展的規律，尤其是將某些“非意識形態”的社會 意識形式人為地加以“意識形態化”，這是極為不正常的傾向，具有“反文化”的 性質。在文化領域推行為分裂主義路線服務的政策，勢必進一步加劇台灣政壇、社 會的省籍和族群矛盾，引發政壇紛爭，對台灣社會的危害是客觀存在的，但有相當 的局限性，少數人推行“文化台獨”的圖謀終將無法得逞。 3、準確區分“文化台獨”與強調“台灣鄉土教育”這一文化傾向的不同性質； 準確區分少數人的政治圖謀與廣大台灣民眾熱愛鄉土的普遍心理及對威權專制統治 時期長期壓制“台灣文化”的逆反心理的本質差異。誠然，強調“鄉土教育”以及 對台灣歷史的研究及學者某些觀點為“文化台獨”推動者追求政治目標提供了客觀 社會條件和基礎，但二者的本質是不同的，前者不必然導致後者，必須作嚴格的區 別和對待。 4、準確區分“文化台獨”與強調“台灣文化特殊性”這一文化傾向的不同性質。 毫無疑義，台灣文化與中國文化有共同性，在不同的發展過程中亦產生其特殊性， 這是客觀存在的事實。既不能強調共同性而忽視特殊性，也不能強調特殊性而忽視 共同性，必須把強調“台灣文化特殊性”而所從事的學術研究與將“台灣文化特殊 性”絕對化及企圖割裂台灣文化與中國文化的關係的行徑作嚴格的區別和對待。 作者為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教授 文源﹕中評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