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發起真理標准大討論的中共中央党校刊物《理論動態》，近期刊載長期致力 于台海和平發展戰略建构、致力于國家和平統一理論開拓建設的李逸舟先生的文章， 題目是《實現國家統一理論創新与對台工作戰略調整》。該文作于2004年，原文35000字， 當時曾在特定范圍提供參考，受到高度重視。文中所述史實及對台海局勢演進過程 的分析，對深入理解2005年以來兩岸關系的發展變化具有參考意義。為方便閱讀， 刊發時作了大幅壓縮，擷取其中重要段落与核心論斷供關心台灣問題的讀者參考。 全文如下。 實現國家統一理論創新与對台工作戰略調整 一、對台工作需要全面反思 1.近几年，一直有同志主張對台政策應有總体性調整的“大手筆”、“大智慧”。 這也是本文作者參与對台研究多年來念茲在茲、始終一貫的思想。但是，對台研究 隊伍從蔣經國去世前后那個非常重要的轉折點上即已形成的認識上的結构性偏差， 導致多年來積非成是的東西是如此之深、如此之厚，以致“非”的觀念和認識已經 成為我們看待事物、分析問題的內在邏輯与前提；而越來越多關心兩岸關系、越來 越多發出自己聲音的各界人士和廣大社會群眾，又都在這种既定的“語境”中形成 并提出自己的看法，這就使對台工作早已面臨的這場戰略性調整更加沉重与艱難。 這次台灣“總統”選舉的過程与結果再次表明，一次全党性的、自上而下的觀念大 轉變、思想大解放、政策大調整再不容回避，局部的舉措已經于事無補。 2.我們面臨的調整，必須對台灣問題的各項內外基本因素溯本清源，全面反思， 穿透表象，把握實質。這里僅先以李登輝當政以來我們經歷過的台灣歷次“總統” 選舉為例。1990年台灣依舊法由“國民大會”選舉“總統”，當時陣勢依然強大的 國民党“非主流派”由林洋 港、蔣緯國出馬挑戰李登輝，我們發表了“權威人士談話”予以配合 ，譴責李登輝 “姑息、縱容台獨勢力的發展、在國際上背离一個中國的原則”，呼吁國民党“推 舉出真正堅持一個中國、致力國家統一和社會進步事業者”；結果：“非主流派” 未戰先潰。1996年台灣第一次“總統直選”，“非主流派”推出林洋港、郝柏村應 戰，我們舉行了前所未有的導彈演習与輿論攻勢；結果：李登輝高票當選。2000年 我們向台灣民眾發出“選擇台獨即選擇戰爭”的強烈信息；結果：陳水扁反而胜出。 可以說，每一次都有不得不為的客觀，每一次得到的都不是我們想要的結果。 3.為什么對抗大陸可以成為在台灣克敵制胜的武器呢？為什么一些台灣民眾反 感和敵視大陸呢？為什么原已成為民進党選舉“票房毒藥”、原已迫使民進党不得 不展開“路線轉型”的“台獨”訴求，現在重新成為其選舉致胜的不二法門呢？在 那些認同什么或者不認同什么的种种民意調查數字的變化消長背后，事物的本質究 竟是什么呢？十多年來兩岸日趨激烈的斗爭中，台灣民眾（而不是极少數在作者看 來本來可以忽略不計的台獨分子）究竟和我們爭什么呢？ 二、對台工作亟待理論創新 1.當提出并思考上述問題的時候，就會發現：雖然對台工作在各方面各領域都 有許多可供遵循的原則、主張和做法，但卻沒有一套系統而完整的、真正可以解釋 現實、昭示未來的統一理論。 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理論的缺乏表明對事物認識的不足，表明還沒有把握到 事物的本質与規律；而缺乏正确理論指導的實踐往往是盲目的，就會陷入只見樹木 不見森林、被動應付見招拆招、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的境地；甚至會著力越大， 离目標越遠。 2.十多年的對台工作實踐，已經為我們提供了足夠丰富的第一手材料，積累了 足夠多的正反兩方面經驗。特別珍貴的是，我們已經在實踐中形成了許多包含著新 方向、新思維的重要理論因子，為理論創新提供了基礎与條件。比如党中央關于一 個中國“新三句”的創造性表述，比如江澤民“八項主張”中關于統一階段論的思 想等等。這些思想聯結起來，其實已經顯現出創新理論的基本輪廓；所差者，就是 需要我們深入挖掘其中的理論意義与邏輯內涵，用之打通并貫穿我們對兩岸關系与 對台工作方方面面的認識，進而形成完整系統的、具有內在同一性的理論体系。 作者相信，這是一個需要理論創新也必將實現理論創新的當口。這一創新的理 論，將是新一屆中央領導集体對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重大發展， 也將因其對“三大任務”之一的國家統一大業的突出貢獻而載入史冊。 三、1986：正确認識台灣与兩岸關系的鑰匙 1.1986年，歷史在台灣“拐了個彎”。發生在這一年台灣政治社會領域的一系 列事件，決定了此后至今整個台灣社會發展的基本脈絡，也預示出兩岸關系的總体 發展方向；十多年來台灣局勢与兩岸關系中的大事小情，都可以從中找到基本的依 据。然而，由于當時各种主客觀因素的限制，對于台灣發生的這一歷史性轉折，在 對台研究工作中沒有能夠作出足夠充分的認知与把握，甚至在一些關鍵問題上抱持 了相反的期待，得出了錯誤的判斷。這一源頭上的“失之毫厘”，導致十多年來對 台工作的种种被動与困扰，也導致人們把后來的一切都簡單地歸因于統与獨的斗爭。 2.這一年的3月29日，國民党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承先啟后，開拓光明前途” 的主題案。几日后，已安裝心髒起搏器、自感來日無多的蔣經國下令成立“十二人 革新小組”，抓緊研擬“解除戒嚴”（戒嚴前后實施38年）、“開放党禁”、“中 央民意机构調整”等以往几十年屬于言論禁區、對台灣政治与兩岸關系未來走向影 響至深至鉅的重大議題。 3.這一年9月28日，民進党不顧當局開放党禁的措施尚在研擬之中，于台北違禁 宣告成立。勢力龐大的國民党元老派和軍警系統憤懣至极，力主鎮壓。蔣經國力排 眾議，堅持“容忍和諧”，并訓令保守勢力不得輕舉妄動、干扰其“返憲革新”大 局。此前此后，蔣還大批釋放了被關押多年的“台獨叛亂分子”。 4.這一年的前兩天（1985年12月30日），台“外交部長”公開宣示：如果大陸 以“中國北京”名稱進入亞洲開發銀行，台灣就同意使用“中國台北”名稱留在該 行。這顯示，繼在“奧運”等民間國際活動中對我采取“不回避、不退讓”的政策 后，蔣家在涉及國家主權的政府間國際組織問題上也已經放棄“漢賊不兩立”的立 場，出現了我們所說的“任何形式”的“兩個中國”的政策。 5.如今要“返歸憲政”，自然要“終止勘亂”，但馬上遭遇的問題是如何為中 共重新定位，這無疑又牽涉到“法統”与一個中國的問題。對于一個中國，以往兩 岸是通過互相否定對方、各自自視為中國“合法代表”來維系的。顯然，現在讓國 民党政權“自行了斷”、自我終結是不可能的，而國民党要取代我在大陸的領導以 及我在國際上代表中國的地位同樣也是不可能的。這個問題其實需要雙方合作來求 得處理，需要在尊重現實的基礎上以相互体諒包容的默契找到一個恰當的形式來共 同支撐“一個中國”。以后台灣陸續提出的“一國兩府”、“一國兩區”、“一個 中國兩個對等政治實体”、以至“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等等，其要義也在于此。 但這顯然与我們當時正全力爭取實現初始意義上的“一國兩制”（以台灣“降國旗”、 “去國號”、成為中國一個特別行政區為核心內容）目標是不相容的，因而總体上 都被我們歸諸于分裂和台獨的范疇。 6.蔣經國在強勢推行其革新措施的過程中，遭到了党內“保守派”的強烈抵制， 上有元老搬出蔣介石“語錄”對其“忠告”，下有“忠貞分子”寫血書搞示威要求 蔣“不再姑息敵人”，“國會”內“黑函亂飛”，不少人甚至叫嚷要罷免蔣經國。 正因如此，當蔣死李繼后，一方面由于李缺乏蔣那樣的強人地位，一方面由于李是 台灣本省人其實讀過上文就可以知道，“縱容”從蔣經國早已開始，而李不過是其 合乎邏輯的延續。 7.由于我們當時的對台工作還更多地是局限于一种小范圍的“工作”，由于我 們對台灣正在發生的西方式民主及其趨向還缺乏足夠的認識与心理准備，由于我們 對台灣人民在獨特的歷史遭遇中形成的心理性格缺乏充分的理解和關怀，由于我們 對台灣本省人、對“台獨”存有過度的緊張与疑慮，由于“開放探親”以后接触到 的多是台灣的大陸籍人士而我們又与他們存有天然的關聯与親近感，也由于當時改 革開放事業還起步不久尚未具有后來這樣的輝煌与成就等等，這一切，使得我們不 自覺地受到了這樣那樣的誤導，對事物作出了不同的判斷。1990年台灣“總統”選 舉時我們發表的那份“權威人士談話”，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 四、關于一個中國問題的斗爭 1.以上可見，由于內外形勢的變化，“一個中國”成為新形勢下需要兩岸來協 商處理、共同維系的問題。但在我們來說，一是經過几十年的斗爭才取得在一個中 國問題上的絕對优勢，很難轉過彎來在“唯一合法政府”之外對對方有所包容与妥 協；二是“一國兩制”的初始內容作為既定的目標，核心就是要台灣當局接受地方 政府地位，任何其他的要求与考慮都与這個目標不相容。雙方這种根本性的分歧， 導致后來在此問題上的斗爭日趨激烈。 2.十多年來圍繞一個中國的斗爭無處不在，貫穿始終，代表性的回合：1993 年 台灣突破我限制加入APEC，并第一次參加當年于西雅圖舉行的年會；會中我出于在 國際上破除“兩個中國”印象、為台灣明确定位的考慮，改變了慣常“台灣是中國 一部分”的提法，發表聲明重提“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省”，結果是台灣 代表江丙坤（現為國民党副主席）專門召開記者會，第一次公開喊出階段性“兩個 中國”在這期間貫穿著的兩岸數不清的言詞激辯中，台灣方面既說過統，也說過獨， 但其中最直白也最能体現台灣方面意思的，是現任高雄市長、擔任過民進党主席的 謝長廷在今年選舉前的一句話：“對等就是最重要的原則。你是一個國家，那我就 是一個國家，你說你是政府，那我也就是政府”。 3.“九二共識”問題其實也是如此。當年經過我們的努力，雙方達成了各自以 口頭方式表述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但對一個中國的含義不加討論的共識，促成了世 所矚目的“汪辜會談”。在這過程中，我采取兩岸与國際“內外有別”、分開處理 的辦法，在國際上繼續堅持“唯一合法政府”并繼續打擊台灣方面的活動。其后出 現李登輝訪美事件，兩岸政治上陷入僵局；我堅持“兩會”复談的前提是台灣方面 回到一個中國立場上來，台灣則堅持一個中國的“九二共識”就是“一中各表”， 所以我又明确表明“一中各表”是對“九二共識”的“歪曲”。 4.應該認識到，在以和平方式追求統一、兩岸要接触、要談判的過程中，台灣 就一個中國問題与我展開斗爭是非常正常、非常自然的。蔣家也搞兩個中國，只是 同樣未能成功。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1972年聯合國恢复席位的時候。 5.十多年來的激烈斗爭中，台灣方面由堅持一個中國到“特殊兩國論”、再到 “一邊一國”等等，形式有不同，實質其實只有一個，這就是他們無數次表明的所 謂“尊嚴”与“平等”（或對等）。十多年斗爭反复證明的其實也只是一個現實： 如果我們不打算接續1949年的國共內戰通過戰爭把“中華民國”徹底消滅，那么一 個中國的框架中就必須留有對方能夠接受的位置，否則只能迫使對方离一個中國越 來越遠，直至“台獨”（能不能實現是另外的問題）。 党中央關于一個中國“新三句”的表述，已經正式寫入党的十六大報告。這是 十多年對台工作最寶貴的經驗与結晶，內涵丰富，前景遠大，得來不易，一定要好 好珍惜發揮，切切不可浪費，特別是不應在一般的宣傳中使它萎縮成一個僅僅針對 台獨与“兩個中國”的狹窄概念。 6.受當年蘇東劇變与國際格局重組的鼓舞，台灣与我在國際上展開激烈爭斗。 一條線索是圍繞擴大与圍堵台灣的“邦交國”數量。另一條線索是台灣竭力擠入政 府間國際組織，先后突破我限制加入了亞銀、APEC、WTO等國際經濟文化組織；經過 SARS一役，世界衛生組織也只是時間問題了。總体上，國際上的涉台斗爭本身有其 极限所在：以邊際方法看，假設我最終有能力把台灣現有二十几個“邦交國”打掉， 但台灣則完全可以把最后一個若干万人口的微型小國統統養起來。在某种程度上， 由于我并不能真正切斷台灣同外部世界在經濟文化等方面的聯系，因而一個与二十 几個對他們來說其實已無本質性的差別。未來的調整，必須找到一种我們既不會失 控、台灣多數民眾又可以接受的辦法。 五、“統獨”矛盾的表象与實質 1.受地域人口比例、總体實力對比、國際上的地位与影響、歷史文化傳統及發 展趨勢以及地理環境等等基本因素制約，台獨根本就是一條走不通的路。台獨只有 在一种情況下才具有現實的危險，那就是大陸本身出現大的問題而自顧不暇；但中 國正處于整個歷史循環中全面复興的上升階段，生命力与內聚力空前強盛，對台灣 的影響力与涵蓋力日益擴大。在作者看來，即使台灣哪天真的宣布獨立，也仍然只 能是表示与我對抗的一句空話；作者唯一擔憂的，是那种情況下我們可能在群情輿 論下被迫中斷了現代化建設。 2.台灣獨不了，其實連李登輝那樣的极端台獨分子也心知肚明。2003年4月5日 李登輝為一群台獨分子講課，大放厥詞大談急獨，但當有人私下問他對大陸太刺激 會不會引來危險時，李稱：中國要統一還早，台灣要先站得住，不能被欺負了（中 央社當日電）。其他如陳水扁聲稱“一個中國原本不是問題”、謝長廷在陳水扁初 次上台后所稱高雄廈門為“一國兩市”、民進党“立委”陳昭南建議廢除“台獨綱 領”等等，都是這种心態的反應。台灣名作家李敖在鳳凰衛視的節目中，則干脆將 島內“統獨”斗爭稱之為騙人的“偽議題”，還說國民党太正經、不會騙。李敖近 似狂狷的言論，其實也透露出相當的真理。 3.特別是我与“瑙魯”建交、“非典”期間兩岸在國際上的斗爭等等，极大地加深 了島內民眾對我的敵視与仇恨，成為陳水扁依靠与我對抗獲取胜選的社會基礎。 4.所謂“文化台獨”、“漸進台獨”不足為懼。与改几個街道名稱等等相比， 真正要“去中國化”，恐怕得所有台灣人不講中國話、不寫中國字、改變最基本的 中國文化傳統和生活習俗；這即使行得通，恐怕也得几代人的時程。有一种看法說 得好：与大陸地理上靠得太近，是台獨永遠無法擺脫的宿命。 5.不少論者為了凸顯台獨的复雜性，常常將台獨的根源追溯到日本統治的“皇 民化”，或者是戰后國際上曾經出現過的“台灣地位未定論”等等。這固然不能說 沒有道理，但在台灣經歷了“二二八”事件及國民党數十年的白色恐怖、經歷了兩 岸關系數十年的僵持對抗之后，再以這些理由來解釋台獨，就失去了起碼的說服力， 甚至無异于回避矛盾与推卸責任了。 6.這次台灣選舉前夕，作者曾對有關同志講過兩句話：如果泛藍真的上台，我 們一定要在最短時間內同泛藍就一個中國問題進行妥善的“對接”，要絕對避免泛 藍上台后我們又一步步走到批判“連宋”搞分裂搞台獨的地步；甚至极而言之：如 果泛藍上台，由于他們畢竟還在講統一，所以不論他們說什么、提什么，我們都要 認定他們是堅持一個中國的，關鍵是該做什么做什么，該三通就三通，該談判就談 判，因為大格局、大趨勢在我們手中，他們說什么提什么其實都不具有根本的意義。 今天作者再補充一點：這個精神在相當程度上對民進党也适用。 六、台灣人特殊的歷史遭遇及由此生成之二重心理結构 1.這里所指台灣人，先講在島內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本省人”。不論就血緣、 地域還是歷史、文化而言，台灣人無疑就是中國人。但由于過去整整一個世紀中台 灣人特殊的歷史經歷，使他們在兩岸統一問題上形成了一种非常复雜的二重心理結 构，對祖國中央政府存在一种非常獨特的恩怨情仇。了解并解開台灣人這一歷史情 結，仍然是我們爭取民心、“激活”台灣人中國認同的關鍵所在，也是兩岸關系能 否緩和穩定、和平統一能否逐步達成的關鍵所在。 2.世紀初：被母親拋棄的無奈。1895年甲午戰敗，清政府為求自保割棄台灣。 當時島內軍民哭天搶地，泣求中央政府勿將他們拋棄于東洋。因清政府在日本淫威 下极力撇清同島內抗日軍民的關系，甚至將逃脫到福建沿海的抗日領袖綁交日本人 殺頭（如簡大獅），他們被迫自行組織奮起抗日。其中短暫出現過的“台灣民主國”， 因無“國”可依被迫宣布獨立（已沒有資格自稱中國人），但仍以“永清”為年號， 明示“永向大清”心志。 3.世紀中：回歸后的雙重幻滅。1945年日本投降、台灣回歸。台灣人民表現出 极大的愛國主義熱情，當時中國身為“五大國”之一，更增加了他們的樂觀与期待， “全島鼓樂，數月不絕”，“我們終于又可以做堂堂中國人了！”民族主義達到高 潮。可惜的是，他們迎接來的“國軍”遠不是一個現代化的軍隊，而是一支被歷史 學家形容為“慘胜”的部隊，同時彌漫于中國大陸的封建、腐敗、官僚、特權也跟 著接收大員涌入台灣；國民党接收人員在台灣上上下下大搞“五子登科”（所謂金 子、房子、車子、女子之類），而生居于此地的台灣人卻由于不受信任、許多人已 不識中文不懂國語等原因，繼續處于社會的邊緣与底層。台灣人于日本統治時期生 長出的對民族主義、民主主義的渴望，至此雙重破滅。 4.世紀末：“民主”業已實現，“民族”再臨抉擇。這是繼半個世紀前民族主 義理想破滅后，台灣人再一次直接面對祖國，進行再一次抉擇。不同的是，上一次 開始時是帶著欣喜無條件地回歸祖國怀抱，這次則多了一項“對等与尊嚴”的堅持。 与上一次相同的是，作為祖國一方的言行態度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和影響他們的進 退取舍。而在全局戰略上占据的主動，則使我們能夠對十分在意祖國態度的台灣人 展現比以往更大的包容。新世紀是一個樂觀的世紀。在歷史的長線上，我們听到了 兩岸融合的深沉腳步。 5.台灣人特殊的歷史經歷，使他們在兩岸關系和統一問題上有主要以下几种心 態。 一是棄儿心結。如同一個孤儿，被母親拋棄，之后經過自己艱難掙扎長大了， 而且出息了；這時候談到認祖歸宗，他很自然會抱持一种可認可不認、可歸可不歸 的態度。在此情況下，要真正促其回歸就須在兩方面具有同等的力度。首先是阻斷 其不歸的后路，同時必須以親情感化，以母愛滋潤，甚至某种程度上讓他以一种自 主自愿、榮歸故里的姿態回家。如只是聲色俱厲說你必須回來否則就是大逆不道， 則必然導致其心理逆反。從歷史的總体脈絡看，是祖國有負于台灣人民，而不是台 灣人民有負于祖國。祖國有責任幫助台灣人民盡早卸下台獨的包袱。 二是強烈的“出頭天”思想。這一思想反映在兩岸關系現實上，就是認為“一 國兩制”是對台灣地位的“矮化”，拒不接受地方政府的定位，強烈執著于“尊嚴 与平等”，突出表現是許多人可以接受血緣、歷史、文化及未來的中國，但對目前 “政治”的一個中國則不愿承認（因為“中國”在國際現實中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而非“中華民國”）。 三是明顯的西方制度認同。台灣人越來越清楚地看到大陸未來誘人的發展前景。 但是，他們在根本社會制度与意識形態上還是認同西方的模式，并一廂情愿地認為 大陸將來也會走上那條道路。体現在兩岸關系取向上，就是希望兩岸制度及生活水 平接近后再談統一（即所謂“未來的一個中國”），現階段則兩岸“分治”。這是 “維持現狀”成為所謂台灣“主流民意”的深層社會基礎。 七、美國因素 1.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美國一改此前不久剛剛宣布的“袖手政策”，宣稱 “台灣地位未定”并派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美國所以有所謂“袖手政策”，是 當時一方面看到蔣介石集團已經扶持不起，另一方面一度認為中共可能只是“民族 主義者”而非蘇聯式的“真正共產主義者”，從而對我外交政策走向產生幻想与期 待，公開承認台灣問題是一种“嚴格的中國責任”，美國將袖手不再介入。這實際 是表示美國將接受我解放台灣的現實。朝戰爆發后，美國認為蘇聯已開始全面操縱 東亞“赤化”的戰略，同時看到我“一面倒”的外交取向已經明确，所以180度轉彎 改稱“台灣地位未定”。這一做法曾被毛主席譏稱為“5月的杜魯門反對1月的杜魯 門”。這表明，實用主義是美國的最高原則，其對兩岸是否統一的考慮取決于對其 整体戰略是否有利，并沒有先驗的、絕對不變的立場。 2.朝鮮戰爭爆發后，蔣介石一度欣喜若狂，多方努力想擠進聯合國聯軍參戰， 企圖順勢借助國際勢力一舉收复大陸。美國為避免戰爭無限制擴大而予以堅決拒絕。 后來美軍進駐台灣進行所謂“協防”，首先也是出于台灣的需要。“內因是事物變 化的根据，外因只是變化的條件”。要想真正排除美國的影響，必須從台灣內部釜 底抽薪，消除台灣自身借助外力与我對抗的內在需要。內外因素如果主次顛倒，我 們就會不斷地受制于美國，近年的情況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八、兩岸關系中的基本矛盾与現階段的主要矛盾 1.以前，我們曾錯誤地把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斗爭當作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 矛盾，結果是十年“文革”造成全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大倒退，代价极其慘痛。我党 領導人民革命和建設的全部經驗表明，正确認識和掌握事物的本質矛盾与運行規律， 歷來是解決問題、不斷前進的首要前提。十多年的情況表明，對台工作也必須首先 從理論上認識上解決這一問題。 2.1988年蔣經國去世不久，被軟禁半個世紀之久的張學良獲得自由。當時各方 面都想通過努力讓張回大陸訪問，以圖在兩岸人員往來剛剛開始之際產生轟動效應， 甚至促使兩岸接触和談。當時作者就斷言：張不可能回來。因為在他完全恢复自由 后第一次公開接受媒体的采訪中，作者听到了他講的一句話：“當時蔣委員長主張 先安內后攘外，我就是主張打日本；當然現在看來，我當時的主張不一定對”。蔣 介石和國民党的邏輯是，“西安事變”打破了他們的戰略部署，使中共得以“坐大” 并導致最后江山易色。由此可以看出，國民党從被打敗后從來就沒有認輸，毛主席 《論聯合政府》中所講的關于中國兩种前途、兩种命運的選擇，至今仍沒有徹底結 束。我們當時期望蔣經國接受“一國兩制”，真可謂是緣木求魚。 3.發展到現在，國際上開始將中國与美國相提并論看作世界經濟的“雙引擎” 之一，越來越多的台灣人認識到台灣的前途在大陸，大勢不可逆轉。國民党（以及 廣大台灣民眾）現在及今后的基本取向就是“等”，等到大陸發展到适當的時候再 “統”。連宋在選舉前都聲稱統一要留給子孫后代來完成，充分反映這已成為共識。 4.上述國民党及台灣大多數民眾所秉持的統一觀，其趨向不因民進党的上台而 改變。固然，民進党現在有“台獨党綱”的取向，但國際上一個中國的格局不可更 改，兩岸總体實力對比与發展趨勢不可逆轉，島內進一步發展對兩岸三通的要求不 容回避，這都將迫使民進党作出進一步的轉型。時間在我們一邊，主動在我們手上。 現階段我們完全可以在思想上進行這种認定：兩岸關系的基本矛盾，是中國終將統 一的趨勢和要求与兩岸不同的發展道路及發展水平之間的矛盾；隨著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越來越煥發出适合于大陸的生命力与發展前景，我們在發展道路与發展水平兩 方面都越來越居于主導地位；大陸經濟与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經過一個較長時期的發 展与完善后，終將使兩岸統一水到渠成。 5.十多年兩岸間的互動与斗爭充分表明，現階段兩岸關系的主要矛盾，是一個 中國的基本格局与這一格局在局部范圍內的不完整性、也即“中華民國”在中國主 体范圍不存在但又确實真實存在于中國局部地域之間的矛盾。漠視對方的客觀存在、 試圖回避或者抹殺這一矛盾，是十多年來兩岸關系持續緊張、兩岸政治關系遲滯不 前的直接原因。客觀地面對并妥善地處理這一矛盾，是解构兩岸關系對抗局面的關 鍵所在，并將极大地化解兩岸關系中統獨斗爭的因素，為兩岸關系的全面發展開辟 廣闊道路。 九、融合——兩岸和平統一的唯一道路 1.這些年來兩岸互動中出現的种种情況不斷表明，“一國兩制”在新形勢下必 須与時俱進、進一步丰富与發展，以為對台工作開辟新的道路，為兩岸關系進一步 發展提供新的動能。 2.不同的性質与內涵，決定兩岸統一終將按其本質的規定性与矛盾的特殊性經 歷不同于香港的統一路程。因此，對香港“示范”作用不宜過度期待与夸大。 3. 20世紀80年代初期我們反复宣傳介紹“一國兩制”构想時，曾有島內外輿論 建議兩岸走“融合”的道路。經過南巡講話、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几次重大的 理論与實踐跨躍，兩岸總体對比已經發生根本性變化。以“入世”与即將到來的北 京奧運會為標志，對台工作已經具備再一次戰略調整的基礎，使我們可以采取更進 取也更有效的姿態，把兩岸關系推進到一個經濟文化全面融合的新的發展階段；經 過一段較長的時期，從經濟實務到經濟制度、從法律法制到民主政治建設、從發展 道路到發展程度諸方面各領域，逐步把台灣吸納包容到中華民族的整体現代化進程 之中，在發展中融合，經融合而統一。 4.三通后將首先導致兩岸經濟的一体化，逐步實現經濟的統一；其次將導致社 會的融合，當台灣人從台北到上海与台北到高雄一樣感覺兩岸成為一体的時候，將 逐步實現社會的統一；然后經過一個較長的時期，伴隨著我們整個社會全面進步的 進程，最終逐步實現兩岸政治的統一。 十、全面開創兩岸關系新局面 1.解放思想，轉變觀念 A、首先應當在對台研究隊伍中進行充分自由的、廣泛深入的論辯与思想激蕩。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經濟領域、文化領域、法律領域、甚至對政治体制的問題都 進行過廣泛深入的探討与研究，對台政策与兩岸關系問題也應該在基本判斷、重要 政策上進行各种重大不同意見之間的充分交流与相互探討。 B、目前社會群眾對兩岸關系的關注程度越來越高，各种議論越來越多，對台部 門承受的壓力也越來越重。涉台宣傳工作有必要讓人民更多地了解兩岸關系的复雜 性，特別是了解台灣歷史与現實社會情況的复雜性，認識統一的長期性与現階段并 非面臨著非統即獨的選擇。從宏觀上看，對台工作勢必將由政府運作的一項特殊政 治任務演進為一個社會的自然發展進程。 2.關于一個中國原則問題 A、“一國兩制”的与時俱進。（1）建議在有關台灣問題的談話、講話中，逐 步更新內涵，擴大容納空間。（2）或發揮以往關于“在一個中國原則下什么都可以 談”的主張，進一步表示“只要雙方以一個中國為目標，那么即使台灣方面對一國 兩制的模式有不同的意見与主張，也可以暫時擱置起來，优先發展兩岸經濟文化交 流，大力促進兩岸共同繁榮進步，使統一在發展過程中水到渠成”。 B、一個中國“新三句”的落實。（1）可以對“新三句”作進一步的解釋。我 們說“大陸与台灣同屬一個中國”，不僅是指兩岸在地理上、血緣上、文化上同屬 一個中國，同時也包含現階段分別存在于兩岸的政治現實以及台灣方面在國際社會 一定范圍內代表中國的現實。從兩岸的整体現實出發，尊重我國的歷史傳統以及國 際法的基本原則，在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的基礎上，找到統一前雙方共同支撐与維護 一個中國的适當形式。（2）以汪道涵當年對一個中國的86字表述為基礎進行表述。 （3）以上述精神為基礎,還可以有其他更多表述。 C、“一中各表”与“憲法一中”的适度肯定。目前台灣當局回到當初國民党 “一中各表”的提法已比較困難，但再使用各种具有隱約統一意味的概念則不無可 能，由于陳水扁已經申明“修憲”不碰触“領土主權”問題，所以這种情況出現時 不妨予以适度肯定以資引導，甚至可以視同以某种方式回到了“九二共識”，以恢 复兩會商談。 3.關于外交上的安排（“外交休兵”） （1）經過多年斗爭，涉台外交斗爭大局穩固。總体上看，繼續打掉台灣現存22個 “邦交國”已無實質意義，而且极易招致台灣民眾對我反感与敵視。最好的辦法是 經過有關渠道溝通后維持在這個水平，要求台不再謀求新的“邦交”，我則不再對 其“挖牆腳”。（2）從以往亞洲開發銀行、世界貿易組織、亞太經合組織情況看， 台灣最終進入世界衛生組織不可避免。在台灣方面態度有所改變后，可經過溝通由 我主動在世衛組織提出動議，允許台灣以适當身份參加（這是一個重大机遇，不可 輕忽）。 （3） 兩岸關系緩和并在商談、三通等有一定進展后，可允許台灣官方人 員以“台北領導人”、“台北立法机關負責人”、“台北經濟部長”等等名義出訪。 4.關于“三通”問題 落實中央領導同志提出的不以政治分歧影響兩岸經濟交流的精神，只要對方不 是講“國与國”，能通則通，能早通就不晚通，能通就好。 5.請我領導人擇机向台灣人民發表重要政策性談話 在營造充分的條件与气氛后進行。要點為：（1）對台灣人民近代以來包括在戰 后回歸后特殊歷史背景下長期遭受的苦難与不幸，表達祖國人民的慰問与關怀。 （２）從台灣人民創造“四小龍”經濟奇跡与大陸人民改革開放以來的輝煌成就兩 條線索，指明兩岸合作、共創民族复興大業的巨大潛力与光明前景。（３）闡明前 文所述一個中國的精神，宣示兩岸在發展中走向融合的統一道路。（4）希望台灣人 民不分省籍，相互包容，一切向前看，共同維護台灣的穩定發展，為台灣和中國的 總体現代化繼續做出貢獻。（5）呼吁兩岸商談，只要談起來，一切好商量，包括妥 善解決台灣在國際間如何活動等重要議題。（6）表明我有信心有決心在和平方式下 以發展和融合逐步邁向統一。 6.以上各項僅為基本精神，具体細節尚非常复雜，有待條件具備后由職能部門 詳加推敲。 十一、結束語 當這篇文字可以收筆的時候，作者感到片刻的輕松；但隨之而來依然是難以拋 卻的沉重。籠罩在兩岸關系中的層層迷霧實在是太深太重了，我們大概還要花費相 當的時間來凝聚相應的思想洞察力与認識穿透力，甚至不排除要經過兩岸間一次更 大的沖突后才能達成。 如果說，以往十數年兩岸關系的發展過程早已被作者的思維邏輯所涵蓋、所前 瞻；作者相信，在并不需多久的將來，兩岸關系的進一步發展仍將繼續印證作者今 天所言不謬。作者由衷希望，未來的印證，對我們來說能夠屬于正面，而不再來自 于負面。 ＊2000年、2004年兩次台灣“總統”選舉后，本文作者曾分別以《兩岸關系總 批判》、《實現國家統一理論創新与對台工作戰略調整》為題，對台灣問題与兩岸 關系作出總体分析并在一定范圍內提供參考，受到高度重視。文中所述史實及對台 海局勢演進過程的分析，對深入學習領會2005年胡錦濤“四點意見”以來中央一系 列對台方針政策具有參考意義。原文35000字，這里擷取其中重要段落与核心論斷刊 發，供關心兩岸關系問題的讀者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