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動中國現代化進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复興，是几代中國人的追求和夢想。 尤其是中華民族在經過了百年的屈辱之后，實現現代化和民族复興對全体中國人而 言具有特別重要的意涵。從根本上說，追求現代化作為人類整体進化的原動力，包 含了政治現代化、社會現代化、文化現代化、人的現代化以及生態現代化等方方面 面的內容。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進程，就是中國不斷推進現代化的過程，也是 中國綜合實力、國際影響力不斷提升的過程。在這樣一個過程中所呈現出的一個突 出特點，就是中華文化的影響力在不斷增長。筆者在1992年出版了一本《諸神的爭 吵－－國際沖突的宗教根源》。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院長王緝思教授曾撰文評价 此書比美國亨廷頓教授《文明沖突》的論文出版的還早，而且是20万字的專著。這 本書連續再版了五次，我一直沒有對它的內容進行修訂。而歷史的演變，讓我惊奇 地發現很多有關文明沖突事件被我在書中不幸言中。如果說文明的沖突是“諸神的 爭吵”，那么改革開放之后中華文化的影響力，應該是“多元文化君子的自白”。 因為中華文化不是單一的文化，它是在五千年歷史演化當中不同文化的混合体，包 括中國本土的道教、儒家和外來的佛教、伊斯蘭思想。闡釋在經濟高速發展之后一 個多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影響力問題，一方面是要找到現代化進程中中國与世界的共 存之道，另一方面是在現代化進程中實現中華文化的重新塑造。 中華民族价值觀念的繼承和重塑 中華民族价值觀,是全体中華民族成員所共同認可的价值目標、价值取向和价值 追求，以及共同奉行的信念、信仰和共同選擇的价值實現途徑、方式等。中華民族 价值觀不僅有普遍的价值認同和傳承，而且在不同歷史時期還有不同的表現形式， 由此构成了中華民族的基本价值体系，体現了歷史合理性和現實針對性的完整統一。 就現階段的中國而言，民族价值觀在形成方面，存在的最大問題是我們對歷史的繼 承不夠，這是中國近現代史的悲劇。 中華民族在五千年的歷史演進中，發展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時候出現了嚴重 的歷史斷層，集中体現在固有价值觀已不能支撐中國的發展，而西方海權擴張、殖 民貿易又帶來了中西方文化的沖突，使我們無法主動選擇社會演化的進程，被迫納 入了西方主導的近代化、現代化的過程。20世紀的中國在東西方沖突与“自強運動” 中尋求發展，開始了“雙重救亡”和“雙重啟蒙”。“雙重救亡”，即內抗衰敗化， 外抗邊緣化。“雙重啟蒙”就是不僅要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還要接受現代的 民主思想、制度觀念等。由于受西方的壓力過大，中華民族在近現代价值重建的過 程中日益表現出革命化的趨勢。革命成了中國現代化的特殊表現形式，也是中華民 族价值觀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必須遵循的歷史邏輯。在這一過程中，我們的傳統价值 觀出現歷史性坍塌，在“雙重救亡”和“雙重啟蒙”的壓力下，我們极力向西方尋 求价值重建的動力，希望找到一种能与中華民族傳統价值觀相契合的理論，于是就 有了“中体西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思潮和運動。 1949年新中國建立，強大全能的國家政權及迅速的工業化戰略，為中國現代化 准備了經濟基礎和社會動員能力，但也帶來了巨大社會成本。如在東西方冷戰背景 下，在西方軍事、經濟封鎖之下，不得不采取被動、自卑和抗拒地對待世界的態度； 在完成社會革命的過程中，采取“畢其功于一役”的急功近利的激進社會變革；在 經濟建設中出現好大喜功的盲目急躁心理；在社會管理和思想領域采取過于集權的 “倒果為因”的思路，等等。這些都是我們進行歷史反思的遺產。 從1979年開始的中國現代化建設，仍然是中國“自強運動”的繼續。遺憾的是 一開始我們只注重經濟發展，一窩蜂的追求經濟發展指標，去賺錢、追赶西方的物 質發展水平，所以我們在“器物文明”方面有了長足進步。而在“制度文明”方面 以及在价值觀的重建上卻出了問題，產生了拜金主義、享樂主義以及文化的缺失与 淺薄。誠然，“器物文明”的進步，使我們有了重新弘揚民族文化的信心和基礎， 有了致力于塑造民族价值觀和全面邁向“制度文明”的勇气。所以，中共中央在十 七大決定花大力气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建設和諧社會。在這樣一個重要的歷史 時刻，我認為最關鍵的是要將我們在“雙重救亡”和“雙重啟蒙”過程中，以及在 強化“器物文明”發展階段里被邊緣化的中國傳統文化能重新恢复起來，把被擱置 了一百多年的中華民族傳統价值觀的精髓重新梳理出來。就傳統文化而言，有長期 以來形成的古典文學，如《詩經》、楚辭漢賦、唐詩宋詞元曲等，以及繪畫与書法、 傳統音樂、舞蹈与戲曲，等等。這是我們現代中國人必須要補的文化課。中華民族 傳統价值觀作為中華文化的精髓和集中反映，包括了“天人合一”、“中庸之道”、 “以人為本”、“諧和万邦”等思想，表現出了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居安思危、 樂天知足、崇尚道義等特征。這些思想的重新恢复和發揚，應該成為中華民族崛起、 中華文化复興的重要表征。 因此，當代中華民族价值觀的重塑，首先要從中華傳統文化价值体系的精髓中 找到与現實的契合點。其次才是中華民族价值觀的開放，從世界文明和時代發展中 汲取民主、法治、公平、和諧、文明以及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等概念。由此形成一 系列新的价值觀念，諸如自立意識、市場意識、競爭意識、效率意識、民主法治意 識、科學意識、生態意識、公平正義意識以及改革開放意識和開拓創新精神，等等。 這些新的具有鮮明時代特性的价值觀念既是中華民族价值觀形塑的重要內容，也是 中華民族价值觀發展的重要動力，更是中國以良好姿態融入世界的重要体現。 總体看，民族价值觀的重塑和文化影響力的發展，途徑不外乎對傳統文化的再 造和對外來文化的消化。我稱之為“創造性轉化”。即以“創造性轉化”的精神， 來達成民族文化和价值觀的現代化，創造出一种有別于西方現代文明的中華現代文 明，這既是對人類生存与發展的重大貢獻，也是當代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重要模式。 中華文化影響力的內涵 一個國家作為功能整体來說，包括政治制度、經濟基礎以及調節各階層利益的 社會組織三個部分，表現出來的就是政治力、經濟力和社會力，而貫穿其間、協調 三种“力”之間關系的就是文化价值体系。文化价值体系是處在政治力、經濟力、 社會力之上的，具有協調性、粘合性和無孔不入的影響力。因此，將文化作為軟實 力成了這几年的流行提法，也表明中國發展到現在，已越來越深刻地体認到文化對 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复興的重要性。胡錦濤總書記在十七大報告中提出：“當今時代， 文化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 因素”，強調要“激發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這說明“提 高文化軟實力”已被提升到了國家戰略的高度，也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指 明了方向。文化影響力作為軟實力對內而言，就是“和諧”。我們經常講民族凝聚 力，它体現了一個民族的精神。現在中華民族精神首先就是團結和諧，56個民族命 運共同体、海峽兩岸的血脈共同体，講的就是團結和諧。圍繞和諧，中國傳統文化 在歷史積淀中有一系列的闡釋，儒家思想解釋就是“仁”。“仁”不僅是指人与人 之間的愛，還有人和自然關系的協調，“万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以及可持續發展、環保意識和不以經濟指標衡量發展的態度等，其中都包含了和諧 的思想。 文化影響力對外來說，即對國際社會來講，有三個方面的內涵： 第一是中華民族的形象。近代以來我們經歷過很多苦難，悲情意識很強，再經 過冷戰對峙，我們又被迫進入了一种“孤獨的憤怒之中”的狀態。而今天中華民族 的形象應該是擺脫了屈辱与自卑之后所表現出的那种面向世界的從容、自信与自重， 以及對其他民族平等相待的心態。發揮文化影響力就要展現出中華民族的開放、包 容。在世界上，中華民族給予人們的印象是什么？就是我們五千年的文明，我們的 哲學思想，包括《道德經》、《論語》、《庄子》等文化典籍所蘊涵的精神。然而， 由于“五四運動”中以文化革命的极端方式全盤否定中華文明以及之后中國內亂、 外部入侵，很多東西沒有及時整理。新中國成立后，過度強調革命式的普羅大眾文 化，反右運動對中華傳統文化精神載体－－知識分子的傷害，接著就是文化大革命， 然后改革開放中重商主義對文化的輕視及扭曲（文化搭台，經濟唱戲），最后就變 成中華民族优秀文化傳統的斷代。現在，我們要把這种斷代重新連接起來，所給予 世界的，首先應當是系統、全面、深刻的中華民族文化价值觀念，而不是只給人家 展示放風箏、跳秧歌舞、京劇臉譜、川劇變臉、辣子雞丁，這些不是中華民族的价 值觀念，更不是中華民族文化典雅高尚的外在形象。我們的哲學、文學、藝術，還 包括我們古代的民族服飾、文物、生活方式以及歷史上遺留下來的一系列优秀物質 文化遺產，才是我們民族精神的外在形象。 第二是中國的國家形象。新中國成立以后，在國際上的國家形象總体上是正面 的，一個新中國屹立在東方，生机勃勃，雖然有東西方陣營冷戰對抗，有意識形態 沖突，但仍然堅強地站起來了。改革開放之后，商品社會帶來的“商品拜物教”以 及由此形成的一系列西方价值觀念，對我們的國家形象產生了負面影響和沖擊，出 現了道德倫理秩序裂解，出現了唯利是圖、造假、不誠信等社會現象和問題。近年 來，在大力加強精神文明建設和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中，中國的國家形象有了很大的 改觀，未來最根本的是要提高國民素質教育。中華民族的國民素質或者民族性的再 造，必須把古代和現代、東方和西方的价值觀念結合起來，把中華五千年文明精神、 文化价值傳統，馬克思列宁主義、毛澤東思想和我們現在社會通行的普世价值結合 起來，摒棄那些“偽中華文化”、“偽東方文化”，摒棄商業操作過程中表現出來 的一些膚淺、低俗的東西，給世界一种現代的、純正的中華文化。要弘揚真正体現 正气和正義的東西，弘揚中華民族真正的傳統、典雅、周正的廟堂文化。我在9年前 出版的《百年的沉思－－回顧20世紀主導人類發展的文化觀念》一書中，寫到了科 學發展、和諧社會、可持續性發展与環保等問題，也提到了“生態文明”。如果這 些觀念都能和中國古代的傳統文化結合起來，就能給予外界一种全新的中國國家形 象。 未來中國的國家形象應該具有三個方面的特征：一是不帶有攻擊性和強制性的 國家行為，要与具有強大軍事力量并經常攻擊他國的某些大國完全區隔、完全不同； 二是要有与其他國家共存共榮的和平外交方式；三是對30年經濟高速增長之后的 “中國模式”進行總結和理論化的闡釋，并惠益于全世界。 第三是中華文明的形象。中華文明的形象与中華民族的形象、中國新的國家形 象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她更宏大、更寬泛，是五千年中國歷史發展中形成的影響東 亞与世界的文化系統，是一個大的文化共存和思考。這方面如果處理不好，周邊一 些繼承了中華文明的國家就會和我們爭奪文明的發明權、發源權。比如，韓國与我 們爭“端午節”、“漢字創造”、“中醫中藥”的發源權，甚至涉及歷史的解釋和 當今的地緣政治中的版圖領土問題。 因此，整個中華文明的形象屬最高一層，是一個大的系統工程，是中國歷史、 哲學、音樂、舞蹈、建筑、宗教、電影、繪畫、戲劇等的綜合。這方面我們比較欠 缺，西方國家則相對做得比較好。美國的漢堡、可口可樂、好萊塢大片、美國大兵 的軍事基地、美元等等，閉著眼睛，都能想出這些美國的“文化符號”。中華文明 的形象在當今世界卻很難給世界各國人們具体的“文化符號”表征。現在很多年輕 人愛看韓劇，認為代表了韓國文化，殊不知這些實際上都是中國文化的体現，韓劇 《大長今》里面的中醫、食療、宮廷禮儀、人際關系、甚至包括服裝等，每一樣都 是宋代、明代中華傳統文化的体現。而我們自己拍的一些電視劇，卻很少將中國优 秀的傳統文化實事求是地展現在國人和世界人民面前。這方面值得我們去反思。 發展文化影響力要強調的几种觀念 中國改革開放30年創造了“中國奇跡”，也使“北京共識”或者說“中國模式” 作為經濟發展的成功模式開始取代“華盛頓共識”。在這种情況下，發展文化影響 力和重塑中華民族价值觀，第一要務是要适應中國的崛起，适應當代中國社會的變 遷和時代的發展，調整傳統文化价值的內在机制，使政治、道理觀念回歸到适當位 置，使文化价值觀成為中國与外在世界交流的重要方式，使中華民族在世界上生存 品質得到不斷的提高、生存意義得到不斷的升華。要做到這一點，關鍵是要樹立科 學的、合理的价值判斷和觀念形態標准。 第一，要确立“大生命意識”。西方文明在物質攫取和對自然的征服方面，确 實走到世界文明發展的前列，但也招致了破坏生態平衡，損害人類公平公正發展， 戕害不同文明生存共處的嚴重后果。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民胞物与” 等觀念則啟示我們，人類應在生態哲學和自然道德的基礎上，樹立“大生命意識”。 這种“大生命意識”，應該有別于西方基督教為中心的征服性文明，要強調把宇宙 万物、自然資源都視為生命來一同對待。 第二，協調人与自然的關系。未來人類應該建立起一种生態文明，這樣才能保 證人類的永續發展，才能真正發揮文化的影響力。因此，要通過人与自然的主、客 体角色轉換，培養和激發藝術、宗教和道德感情，丰富對自然界的認知，和睦人与 自然的關系。 第三，協調人与社會的關系。不同民族、不同文化有不同的處事之道，有個人 主義、集体主義、自由主義、民主主義等。要通過法制的建立，不斷提高中華文化 的融合力，依据社會發展的進程、人的素質和社會心理狀況，吸收其他文明中諸如 民主、人權和社會公正等先進思想，充實“仁”、“恕”、“均富”等中華傳統思 想的現代意義，丰富中華文化中政治觀念、法律觀念、哲學觀念等文化要素的現代 內涵。 第四，提升人“向善”的本質。西方基督教文明強調“原罪”和“人性惡”， 強調“法律止惡”而忽視道德的發展，難以避免使人流于物欲膨脹，淪為制度的工 具。中華文化則強調“道心惟微、人心惟危、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人的社會性 不易培養，人的自然性容易膨脹，將兩者都不偏廢，合而為一，相互協調才能形成 健全的人性。這就啟示我們，人類未來發展應該做到自然性与社會性的均衡合一， 在健全的人格中不斷靠哲學、宗教、藝術、文學等各种修養來提升人的“善根”或 稱為“人的向善性”。 兩岸攜手弘揚中華文化、重塑文化影響力 胡錦濤總書記在紀念《告台灣同胞書》發表30周年座談會上重要講話中指出： “中華文化源遠流長、瑰麗燦爛，是兩岸同胞共同的寶貴財富，是維系兩岸同胞民 族感情的重要紐帶。中華文化在台灣根深葉茂，台灣文化丰富了中華文化內涵。台 灣同胞愛鄉愛土的台灣意識不等于‘台獨’意識。兩岸同胞要共同繼承和弘揚中華 文化优秀傳統，開展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使中華文化薪火相傳、發揚光大，以增 強民族意識、凝聚共同意志，形成共謀中華民族偉大复興的精神力量。”這對島內 一部分別有用心的人試圖割裂台灣文化和中華文化的母体聯系，用“台獨”意識綁 架台灣意識，無疑是一次有力的宣示。 以孔孟學說為代表的儒家思想，既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脈，也是兩岸文化發展 的主流。儒家學說發端于大陸，17世紀中葉傳入台灣。1666年1月，台灣的第一座孔 廟和明倫堂在台南建成。儒學在台灣的深耕和發展，為台灣的開發、近代化和現代 化提供了不竭的動力。尤其是上世50年代以來，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觀等人倡導 的現代新儒學思潮在台灣勃興，主張繼承先秦儒家的人文主義傳統，吸納新的時代 精神，提出了文化現代化和教育現代化的目標，把倫理、民主、科學作為重建中國 文化的基石，成為“中華文化在台灣根深葉茂，台灣文化丰富了中華文化內涵”的 生動寫照。 這些年來，在兩岸有識之士的大力推動下，兩岸的文化交流非常熱絡。交流的 范圍越來越廣，層次越來越高，并且在交流中不斷增進共識，促進合作。兩岸應進 一步加強合作，把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精神、民族認同的心理、戀土歸根的意識、 內聚凝合的情感、企求統一的愿望”（婁杰《中華文化与祖國和平統一》），深植 于兩岸人民心中，把中華文化發揚光大，不斷增強中華文化的親和力和影響力。說 到底，重塑中華文化影響力，應該是今日兩岸同胞共同面對的課題，也是全世界中 華儿女肩負的共同責任。 現代中國，承載著五千年的文明遺產，創造了新的中國奇跡。我們給世界提供 的不僅僅是巨額貿易中的日用消費品，更是一种發展的模式，呈現給世界的不是征 服，而是諧和万邦，引導人類的不是戰爭，而是和平共處，處理与自然的關系上， 不是對自然的貪婪索取，而是人与自然的和諧統一。中國改革開放、貿易發展、參 与經濟全球化，可以“溫暖全世界”，但是中國還要“說服全世界”，更要与全世 界不同文明、不同文化“平等對話”“和衷共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