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主席托尔比约恩亚格兰在《纽约时报》发表了题为“我
们为什么给刘晓波诺贝尔奖”的文章。这是此次和平奖的决定在国际社会遭到广泛
争议和批评后，挪威诺奖委员会作出的最“全面”的一份“辩辞”。
刘晓波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受到依法惩处，这是一个法律问题，是中国的司
法主权问题，不是人权问题。但是，亚格兰在这份以“人权”为核心的“辩辞”中，
从少数西方势力的价值观出发，抛出“人权高于主权”论，为诺贝尔委员会将诺贝
尔奖授予中国罪犯进行辩护，并借机攻击中国，显然是错误的和站不住脚的。
“人权高于主权”的谬误与虚伪
亚格兰在文章中首先声称：中国认为“没人有权干涉中国内政”，但是“国际
人权法律和标准超越于国家，国际社会有义务保证它们得到尊重”。这番说辞，无
论在逻辑上、法理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站不住的。
“人权高于主权”自少数西方国家提出后，就受到国际社会多数成员的质疑和
反对。究其实质，这种理论无视国家主权对人权的根本性保护，认为一国人权问题
如何解决不是由本国而是由外国决定的，否定了国际社会公认的尊重国家主权的基
本准则。它的实际后果是，西方国家内部可以是国家主权至上，而对外部世界却可
以“人权”为借口任意干涉，侵犯别国主权，推行强权政治、霸权主义，甚至实施
军事打击。
亚格兰在文章中声称联合国发表《世界人权宣言》是“人权高于主权”的例证
之一，但他却避而不谈，《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九条明确指出：人人在行使他的
权利和自由时，要受到法律所确定的限制。一国的法律恰是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见，《世界人权宣言》从来没有支持“人权高于主权”，是亚格兰在断章取义。
亚格兰曾在挪威政坛活动多年，相信他本人都记忆犹新的，是上世纪90年代末
北约发动的科索沃战争。发动这场战争的一个主要借口就是“人权高于主权”，而
其结果是灾难性的，导致了当地人民各项基本人权的巨大倒退。事实胜于雄辩，亚
格兰的出发点是错误的。
按照亚格兰的“原则”，只要“人权高于主权”，就可以成为诺委会评奖的辩
护理由。但事实并非如此。众所周知，“911”恐怖袭击后，美国通过了《爱国者法
案》，美国国内颇有人权组织和公众，就其国家权力干预个人隐私等人权内容提出
质疑和反对，然而，诺委会并没有想到要给这些人颁奖。这个时候，亚格兰“人权
高于主权”的“原则”哪里去了？
无疑，“人权高于主权”并非亚格兰的“原则”，推行双重标准，干涉中国内
政，并以“人权”为借口辩护自己的虚伪，才是他真正的原则。
打出“人权”旗号的意识形态偏见
既然“人权高于主权”已被证明为谬误，诺委会的言与行也经不起推敲，为何
少数西方势力还要乐此不疲地一再祭出这个“旗号”呢？
亚格兰在文章中说，现代国家体系演进于17世纪，“当时，主权被认为由专制
统治所体现”，“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人权宣言》取代专制控制，人民主权
成为国家权力和合法性之源”，后来联合国发表了《世界人权宣言》。然后，他笔
调一转，声称“中国不是民主国家”，并进而攻击中国的社会、法律制度。
这样的思维与逻辑，恰恰暴露了诺委会打出“人权高于主权”旗号的深层价值
观偏见──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是他们眼中的“例外”，从冷战思维出发，
他们似乎觉得有资格以其眼中的“人权”去超越中国的主权。
他们不愿意看到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强大，千方百计利用包括所谓诺贝尔和平
奖在内的各种方式搞乱甚至是搞垮中国。这才是亚格兰们的真实图谋。近日，挪威
诺委会秘书伦德斯塔在牛津大学一次谈话中道破了天机：诺贝尔委员会数年来一直
研究“用诺贝尔奖应对中国”的问题，认为“必须解决中国问题”，而最终刘晓波
被他们选中作为“应对中国”的人选！
亚格兰关于中国民主的谬论，可谓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南辕北辙。上个世纪初，
中国在辛亥革命中告别了封建王朝的统治，五四运动在古老的中国大地高扬“民主”、
“科学”的旗帜，新中国的诞生首次将“人民”作为“共和国”的根基。60多年来，
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民主政治和人权事业取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和进步。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世界现代化发展的总体潮流紧密相连；中国秉持和倡导《世
界人权宣言》精神，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赞扬和普遍尊重。
诺委会的傲慢与偏见，无法改变中国的民主和人权事业伴随现代化进程而进步
的事实，也无法混淆视听，只会使自身孤立于国际社会的大多数。
对中国的攻击，只代表亚格兰等少数西方势力的意识形态偏见。亚格兰说：
“中国应该感到骄傲，因为它现在已足够强大而成为争论和批评的目标。”这是自
相矛盾的说辞。一些人经常不断地对别国无端批评、指责，并非因为它们强大，而
是因为它们有着与其不同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
政客侈谈“人权”背后的政治利益
亚格兰担任挪威诺奖委员会主席后，近两年连续评出有争议的和平奖，个中原
因并非偶然。
去年的和平奖，颁给同时进行两场战争的美国“战时总统”，连获奖者本人都
颇感意外。
评奖结果公布后，挪威各主要反对党要求亚格兰辞去挪威诺委会主席职位，原
因是他还担任着欧洲委员会秘书长一职。正如挪威进步党主席西芙延森指出，亚格
兰在欧洲委员会任职影响了和平奖评选的独立性。反对党批评说：将和平奖授予美
国总统不是他本人应得这个奖项，而是亚格兰“想要拉近布鲁塞尔和华盛顿的关系”。
事实表明，亚格兰们一再将和平奖当成手中的政治工具──去年要为欧洲利益
服务，今年则抱着冷战思维，要为西方少数势力的利益服务。
人无信不立，亚格兰作为一名政客，干预他国内政的行为，本质上和强权政治
一脉相承，其言行已不足为信，这也使挪威诺委会一而再地失去信誉。他此番抛出
所谓“人权高于主权”的谬论，只能更显现其虚伪的面目。而这种“辩护”，也必
然是荒谬的。
向诺委会主席提三个问题
张维为
几天前，挪威诺贝尔评审委员会主席亚格兰在《纽约时报》撰文，还是用“人
权标准高于国家主权”的老生常谈为自己把和平奖授予刘晓波进行辩护。这就涉及
到至少三个问题：
第一，什么是人权标准？在现实政治中，各国的人权标准存有巨大的差异。比
方说，瑞典的高福利制度是建立在高税收基础之上的，这种高税收在美国就会被认
为是损害了私有财产权。英国至今还有国教，而且是学校里的必修课，这在经历过
法国大革命的法兰西是难以想象的。但法国政府对电视台的垄断权一直持续到了1982年，
这在美国则又是难以想象的。同样，法国禁止穆斯林女生在教室带头巾，这在中国
也是难以想象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早就是国际社会普遍公认的人权，但美国
就是不承认，这对于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民也是难以想象的。不过国际社会对某些人
权是早有共识的，例如，鼓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属于侵犯人权，但挪威诺贝尔评
审委员会还是把和平奖颁给了公开主张西方对中国殖民300年的“异见人士”刘晓波，
这究竟是要为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招魂呢？还是对这位“异见人士”最荒谬的主张
一无所知呢？我认为诺贝尔评审委员会欠中国人民一个坦诚的解释和道歉。
第二，这个世界上应该由谁来裁定侵犯人权？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显然没有这种
法律权威，因为国际社会从未给它这样的授权，其决策程序也与民主理念风马牛不
相及，其决策结果自然也难免江河日下的命运。其实正在走下坡的不仅是挪威诺贝
尔委员会，而且是西方的整个所谓“人权外交”政策。根据欧洲国际关系理事会学
者Richard Gowan 和Franziska Brantner的研究，今年联合国大会192个成员中有127个
先后投票反对欧盟关于人权的立场。他们指出，在上世纪90年代，欧盟在联合国可
以指望70%的支持率，而今天已经下降到42%，几乎和美国的40%不相上下。与此相比，
中国和俄罗斯关于人权的立场则得到了69%的支持率。国际社会在人权问题上的人心
向背可谓一目了然。换言之，是否侵犯人权这样的问题不能由国际社会的少数人和
国家说了算，而只能由各国人民自己来裁定，只能由国际社会共同来裁定。西方在
人权领域内的霸权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西方曾经先后十次想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
通过反华决议均告失败，就是一个例子。
第三，人权到底能不能超越主权？《联合国宪章》规定的首要原则就是国家主
权平等原则，并由此而引申出不干涉别国内政、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原则为基础的
整个现代国际法体系。从国际法演变的角度来看，只有在国际社会共同认定的“大
规模粗暴侵犯人权的行为”，如侵略罪、战争罪、反人类罪、种族灭绝罪、种族隔
离罪等，国际社会才可以授权联合国进行干预，而且这种干预也必须依照国际法规
定的程序，使用合法手段来进行。但西方总有一些势力想当全世界的法官和宪兵，
以“人权高于主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甚至不惜发动战争。这种做法不知已
经侵犯世界上多少人的人权，光是一场伊拉克战争就造成了有多少生灵涂炭和家破
人亡，世界上多数国家之所以坚决反对西方的“人权外交”，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
些国家和中国一样，都曾遭受过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带来的无数生灵涂炭和家
破人亡。
西方国家如果真要推行“人权高于主权”，可以先从自己做起。比方说，欧盟
可以率先谴责和制裁美国，因为美国入侵伊拉克杀害了十多万伊拉克平民，这无疑
是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行为；西方国家也可以要求联合国通过一个决议谴责和制裁包
括挪威在内的所有尚未实现男女同工同酬的西方国家，因为男女同工同酬早已是国
际社会公认的基本人权。如果连这样的要求都不敢提，那只能说明西方奉行的是双
重标准，即所谓“人权高于主权”等于“西方认定的人权高于非西方国家的主权”。
这也是人权领域内霸权主义的典型表现。
我们的世界正处在大变革之中，西方的霸权地位早已动摇，中国和其他新兴国
家的迅速崛起正在加速这个过程。我们今天需要的是建立一种新的国际人权政治文
化，使西方僵化的人权观和冷战思维真正寿终正寝，使各国在处理人权问题上可以
真正交流经验，取长补短，携手并进，使我们的世界最终能真正获得更多的公平、
正义与和平。
（作者是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春秋综合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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