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錦濤主席訪美取得重大成功，在國際社會引起了罕見的強烈反響。人們普遍 認為，中美兩國正在互相尊重、互利共贏的基礎上，開創中美關係的新局面。但就 在剛剛過去的2010年中，佔主導地位的對於中美關係的看法，卻是十分嚴峻的。值 得注意的是，不同看法依據的事實基本相同。這表明，不同看法其實主要是對於中 美關係實際情況的不同判斷。本文將對幾個中美關係中激烈爭論的問題進行探討， 並據此對當前和未來時期的中美關係做出判斷。 對中美之間結構性矛盾的分析 在關於中美關係的爭論中，所謂的中美之間的結構性矛盾及其對中美關係的嚴 重不利影響，是一個出現頻率很高的說法。不僅是對於中美之間發生矛盾、衝突最 直接的解釋，而且是很多人強調的“隱憂”。但實際上，這只是一種模糊不清的說 法。甚麼是中美之間結構性矛盾？它們對中美關係的影響是甚麼？到底有多大？都 沒有明確、清晰的界定。以這種說法做為判斷中美關係的根據是不嚴肅的，而且不 符合中美關係及其發展變化的實際情況。 根據對“中美結構性矛盾”實際的使用情況看，使用者一般是將中美的社會政 治制度和意識形態差異，做為中美之間主要的結構性矛盾。另外，近年來也有人， 認定作為“新興大國”的中國與作為“現存霸權國家”的美國之間，必然發生爭奪 世界霸權的衝突，這也是中美之間主要的結構性矛盾。總之，他們把中美之間，由 各自固有的特點形成的差異，如不同的社會政治制度、意識形態等，以及所認定的 “必然趨勢”，即“中美必然爭奪世界霸權”，視為所謂的中美之間的結構性矛盾。 實際上，世界上任何國家之間，包括中國與其他國家之間，以及美國與其他國家之 間，都存在著固有的、長期保持而難以消除的、以及必然發生的矛盾，即所謂的結 構性矛盾。所以問題的關鍵不是所謂的結構性矛盾是否存在，而是這種矛盾對中美 關係影響的性質和程度。 “中美必有一戰”，是強調結構性矛盾對中美關係具有決定性不利影響的最極 端的認識。雖然其他相關認識相對緩和，但它們都認為，結構性矛盾，即社會政治 制度、意識形態的差異，以及對於中國將“爭奪世界霸權”的擔心，決定了中美關 係只能有暫時的、表面的改善，而不可能有真正的、鞏固的改善，中美之間也不會 有真正的鞏固的合作。 但是，這些認識完全不符合1949年以來的，中美關係發展變化的歷史事實。首 先，六十多年來，在中美之間社會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差異始終明顯存在的同時， 中美之間的全面、激烈對抗關係，已經逐漸演變為敵意明顯弱化的合作、競爭關係； 其次，1979年1月中美建交以來，中美之間一直存在矛盾、衝突，有時還很嚴重、激 烈，但引發的原因十分多樣，而所謂的結構性矛盾並不是主要的；第三，1979年以 來，儘管一直存在結構性矛盾，但中美之間發生的各種矛盾、衝突，無論是否由結 構性矛盾引發，都沒有導致中美關係重新全面、激烈對抗；第四，儘管美國對於中 國快速發展，明顯地心存疑慮，但迄今沒有出現重新全面、激烈對抗的跡象。很明 顯，1949年以來的中美關係發展變化的歷史事實表明，所謂的結構性矛盾，只是影 響中美關係的諸多因素中的一小部分，它們的存在增加了中美關係及其發展變化的 複雜性，但沒有也不可能決定或改變中美關係發展變化的基本走向。 1979年1月中美建交以來，中美關係發展變化的歷史事實表明，作為所謂中美之 間結構性矛盾主要內容的，中美社會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差異，對中美關係的影響， 除1989年後的一段時間曾很明顯之外，其餘時間中都比較有限。例如，所謂的人權 問題、西藏問題等，都對中美關係有所干擾，但都沒有形成嚴重損害。這表明，中 美之間越來越多，也越來越重要的各種利益關係，包括共同利益與合作，也包括利 益的矛盾、衝突，已成為影響中美關係的決定性因素。這在未來時期的中美關係中， 還將有更清晰的表現。所以雖然不應無視社會政治制度、意識形態的差異，以及美 國對中國快速發展的疑慮等，但必須首先關注各種利益關係，對中美關係的正面或 負面影響。 美國“重返亞洲”及其前景 在關於2010年的中美關係、中國安全形勢以及亞太地區安全形勢等問題的爭論 中，美國“重返亞洲”，是一個突出的熱點。實際上，2009年奧巴馬政府執政伊始， 就明確表明美國將“重返亞洲”。但進入2010年以來，不僅奧巴馬、希拉莉等一再 做出“重返亞洲”的政策宣示，更重要的是採取了一系列的重要行動。主要是高調 介入所有的重要地區衝突，包括朝鮮半島雙方的新衝突、中日釣魚島衝突、南海問 題等；高調改善美印關係；高調支持建立“跨太平洋的經濟夥伴關係”（TPP）等等。 所以，人們都認同，“重返亞洲”是奧巴馬政府的一個重要的戰略行動，而爭論則 集中於對於奧巴馬政府實行“重返亞洲”的目的、成效的不同判斷。 奧巴馬政府為甚麼要“重返亞洲”？一些人明確認為是為了遏制中國，形成對 中國的遏制圈。他們的依據是，美國高調介入地區衝突、高調改善美印關係，都明 顯針對中國，將對中國形成遏制。顯然，他們認為“重返亞洲”，是奧巴馬政府的 進攻性戰略行動，而進攻的目標則是中國。但這一判斷卻是對奧巴馬政府“重返亞 洲”戰略意圖的誤判，也是對2010年中奧巴馬政府在亞洲的一系列行動的誤判。實 際上，“重返亞洲”是奧巴馬政府的“以攻為守”戰略行動，是通過進攻性的行動， 實現保持並爭取強化美國在亞洲的領導地位的戰略目標。從2009年2月至今的奧巴馬、 希拉莉關於“重返亞洲”的多次講話中，明確地宣示：亞洲一直與美國利益關係緊 密，而現在和未來亞洲的地位及其對美國的重要性更為突出；多年來，美國在亞洲 的領導地位有所削弱，這損害了美國利益；保持並爭取強化美國在亞洲的領導地位， 是美國重大的戰略利益。很明顯，“重返亞洲”戰略目標必然是，保持並爭取強化 美國在亞洲的領導地位；而由於美國在亞洲的領導地位已經有所削弱，為實現戰略 目標，美國只能採取進攻性行動。但是，美國並不是，也不需要與中國爭奪亞洲的 領導地位，因為中國現在並不具有亞洲的領導地位，在可預見的未來也不會具有。 2010年中，美國在亞洲的行動直接或間接都涉及到中國。但深入觀察就可發現，美 國不是利用這些行動遏制中國，而是在謀求保持並爭取強化美國的領導地位中，不 可避免地涉及到做為亞洲主要國家的中國。例如，美國插手釣魚島爭端，實現強化 美日同盟；插手南海問題，恢復並爭取強化美國對東盟的影響等，明顯都是雖然涉 及中國，但卻是為了追求強化美國的領導地位。 2010年中，圍繞朝鮮半島北南雙方的衝突，美國在西太平洋軍事行動頻繁，並 由此強化了美韓、美日軍事同盟關係。一些人認為，運用軍事實力是美國“重返亞 洲”的主要方式。但這又是一個誤判，運用所謂的巧實力才是美國“重返亞洲”的 重要方式。所謂運用巧實力，就是根據需要與可能，綜合運用美國各方面實力，以 獲得最佳的整體效果。運用巧實力，已成為奧巴馬政府推進其外交戰略和政策的最 重要方式。這在2010年12月發表的，希拉莉主持制定的美國《四年外交和發展評估 報告》中，已有充分論述。從2009年2月提出美國“重返亞洲”以來，希拉莉等奧巴 馬政府高官，就一再強調運用巧實力，而且兩年來美國的實際行動，也越來越清楚 地表現出對巧實力的運用。實際上，2010年美國在西太平洋的軍事行動，也是運用 巧實力的表現。美國充分利用朝鮮半島北南雙方衝突的時機，通過頻頻出動航母戰 鬥編隊與韓、日分別舉行多次聯合軍事演習，而不是對北朝鮮進行直接的軍事打擊， 不僅有效地顯示了美國在西太平洋的無可替代的地位，而且對強化美韓、美日軍事 同盟有立杆見影的效果。重視運用巧實力，固然反映了奧巴馬政府不同於小布什政 府的戰略理念；但在深層次上，也反映了美國依靠某一方面實力，即使是全世界最 強大的軍事實力，也難以在亞洲保持並爭取強化美國的領導地位。所以，重視運用 巧實力，也是美國“重返亞洲”的以攻為守內涵的重要表現之一。 不少人十分關注2010年美國“重返亞洲”的進展。但深入觀察可以發現，美國 取得的這些進展在不同程度上都是修補性、恢復性的。美日和美韓軍事同盟的強化、 美印關係的改善、美國與東盟關係的改善，實際上都是修補性、恢復性的。不能無 視美國“重返亞洲”的這些進展，但也不應由此做出美國將獲得成功的判斷。事實 將證明，美國要在亞洲保持並爭取強化在亞洲的領導地位，是一個錯誤的戰略目標， 因此是不可實現的。當前和未來很長時期中，亞洲將一直是世界最具活力的地區， 發展迅速、變化劇烈。美國和任何其他國家，要想在亞洲獲得領導地位，都是違反 亞洲的歷史大潮流的，因而是不會成功的。此外，美國儘管仍然是世界唯一的超級 大國，但其實力與贏得亞洲領導地位的目標之間，存在著無法消除的差距。所以， 奧巴馬政府“重返亞洲”可以取得一些進展，但其戰略目標無法實現，因而對中國 的影響必然十分有限。 美國對華政策的重大調整 美國的對華政策和中國的對美政策，共同構成了中美關係的基礎，同時也是中 美關係的表現。1979年1月中美建交以來，中國的對美政策一直保持著明顯的連續性、 穩定性，但美國的對華政策則出現幾次重大調整，並從而導致了中美關係的幾次重 大變化。2010年1月開始，奧巴馬政府的對華政策，與2009年相比似乎發生了變化。 很多人驚呼，美國的對華政策“由溫和重新變得強硬了”、“遏制又成為美國對華 政策的主流”等等。這些明顯是誤判。事實上，奧巴馬執政以來，美國的對華政策 確實在發生重要調整，但不是2010年與2009年相比的調整，而是冷戰以來延續了近 二十年的，“接觸加遏制”的美國對華政策，在國際金融危機後，開始向“借重加 牽制”調整。這將是中美建交以來，美國對華政策的又一次重大調整。 美國對中國的定位，實際上也是對中美關係的定性，是美國對華政策的出發點。 中美建交以來，美國對華政策的重大調整，都直接源於美國對中國定位和對於中美 關係定性的重大改變。冷戰結束後，美國對中國的定位，由冷戰時期的、共同對抗 蘇聯擴張的非結盟的同盟者，調整為“非敵非友”，從而導致美國“接觸加遏制” 對華政策的形成並延續近二十年，雖然“接觸”與“遏制”的形式、分量不斷有所 調整。2009年1月奧巴馬開始執政，正值受到國際金融危機強烈衝擊，世界發生冷戰 結束以來的最重大變化。其中，中國和美國的變化尤其重要。奧巴馬政府正是在這 些背景上，開始調整對中國的定位。從2009年以來奧巴馬、希拉莉等的言行，可以 看到他們對中國的認識包括：美國歡迎一個強大、繁榮、穩定的中國；中國將在廣 泛的國際事務中發揮重大的積極作用；中美廣泛、有效的合作，將給美國帶來重要 的機遇；中國與美國存在重要分歧，但這些分歧可以通過溝通逐漸縮小、化解。顯 然，這些較之“非敵非友”內涵明顯積極的認識表明，奧巴馬政府對中國的定位， 正在向“是友非敵”調整。這一定位的調整雖然剛開始，但意義重大、影響深遠， 美國的對華政策將從此進入又一個新階段，中美關係也將由此進入又一個新時期。 由於對中國的定位正在向“是友非敵”調整，奧巴馬政府的對華政策也開始由 “接觸加遏制”，向“借重加牽制”調整。“借重”和“牽制”都是奧巴馬政府對 華政策不可缺少的部分，但“借重”是更主要的部分。奧巴馬對借重中國的高度重 視溢於言表，最突出的是為恢復美國經濟而必須借重中國，同時在其他方面也多所 借重。這些不僅大為超過了“接觸”的範疇，實際也超出了一般意義的合作。對於 奧巴馬政府高度重視借重中國，應該沒有太大爭議，但對於奧巴馬政府是否堅持遏 制中國，顯然存在不同認識。特別在2010年奧巴馬政府製造中美之間一系列矛盾、 衝突後，認為其堅持，甚至強化遏制中國政策的看法更具普遍性。但深入分析2010年 的中美矛盾、衝突就可看到，從批准對台軍售、奧巴馬會見達賴，到糾纏人民幣匯 率問題，美國的作為雖然給中國製造了麻煩，但都沒有，也不可能對中國造成重大 實質性損害；更沒有，也不可能迫使中國在這些矛盾、衝突中改變、放棄自己的原 則立場。對此，美國朝野已有越來越廣泛的共識。所以美國的這些作為已經不是本 來意義的“遏制”，即不是出於明顯敵意，以強力迫使中國改變，甚至放棄自己的 立場和行動。顯然，美國的作為只是對中國的“牽制”，即在無法改變中國的立場 和行動的前提下，通過給中國製造不同程度的麻煩，來爭取美國的相關利益。“牽 制”與“遏制”一字之差，內涵很不相同。但奧巴馬政府必然堅持對中國的“牽制”， 這既是中美之間始終存在矛盾、衝突決定的，更是美國與中國競爭的需要。美國對 華政策由“遏制”變為“牽制”，不僅是美國對中國定位中敵意減少的結果，而且 是美國已無力遏制中國的結果，更是國際金融危機後，世界和中國、美國重大的歷 史性變化的結果。所以，美國對華政策由“接觸加遏制”，向“借重加牽制”的調 整，不僅是必然發生的，而且是難以逆轉的，在奧巴馬政府之後還將繼續堅持。 當前和未來時期的中美關係 2010年奧巴馬政府引發中美之間一系列摩擦，導致很多人驚呼“中美關係由熱 變冷”，甚至認為“中美開始了新冷戰”。這些判斷既是沒有認真分析中美之間所 發生摩擦的結果，更是昧於國際金融危機後中美關係變化大趨勢的結果。事實上， 2010年中美之間所發生的摩擦，不是中美戰略衝突的反映，而是中美戰略磨合的表 現。首先，摩擦不是中美戰略利益嚴重衝突所引發的，而是或者主要由奧巴馬政府 國內政治需要引發的，如批准對台軍售、會見達賴；或者主要由中美之間具體利益 衝突引發，如人民幣匯率問題、貿易保護問題。其次，儘管這些摩擦導致了中美關 係下滑，有的還導致了嚴重下滑，如批准對台軍售，但摩擦都得到化解，中美關係 隨之不斷回升，而2011年1月胡錦濤主席訪美，則標誌著中美關係達到了新高度。所 以，2010年中美之間的摩擦不是“新冷戰”，而是國際金融危機後，中美關係進入 又一個新階段之初的、不可避免的一次曲折，或者說一次“戰略磨合”。 冷戰結束後的近二十年中，主要由於美國“接觸加遏制”的對華政策，中美關 係一直處於跌宕起伏的協調與衝突狀態。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以來，特別是奧巴馬執 政以來，隨美國對華政策向“借重加牽制”的調整，中美關係開始進入一個重要的 新階段。中美關係日益明顯地表現出兩個重要特點：第一、中美之間開始形成真正 的相對平等關係；第二、中美關係開始處於合作與競爭狀態。長期以來，美國實際 上從不真正尊重中國的重要利益，而所謂的保持與中國接觸和遏制中國，更表現了 美國居高臨下的心態。但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以來，美國對中國的心態發生了微妙而 重要的變化，開始以相對平等的態度處理中美關係。2009年11月奧巴馬總統訪華， 發表的《中美聯合聲明》明確宣稱“尊重對方的核心利益”；2011年1月胡錦濤主席 訪美發表的《中美聯合聲明》，明確宣稱“中美致力於共同努力建設相互尊重，互 利共贏的合作夥伴關係”。這些宣示是中美雙方的共識，但首先反映了奧巴馬政府 面對現實，改變了對中國居高臨下的心態。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中國綜合國力，首 先是經濟實力的明顯增強，產生了重要影響。但在無論經濟實力還是綜合國力，中 國仍然弱於美國的形勢下，美國急需中國的合作，而中國可以並且已經提供了廣泛 的合作，才是美國改變對中國心態的真正原因。 奧巴馬及其政府的高官們，一再表示了對中美合作的高度重視和充分肯定。競 爭正在成為中美關係的又一重要側面，這是中美關係的又一個新特點。奧巴馬及其 政府的高官們在突出強調中美合作的同時，也同樣強調了中美競爭。值得注意的是， 他們在強調中美必然存在廣泛競爭時，更強調競爭應該成為中美共贏的良性互動， 而不應重新陷於零和式的惡性互動。 2011年1月27日奧巴馬在其提出的第三份《國情咨文》中，突出強調了美國面臨 嚴峻競爭的形式，甚至提出美國正面臨1957年在太空競爭中暫時敗於蘇聯的“衛星 時刻”。諮文四次提及中國、印度和韓國，認為中國在清潔能源、高速鐵路和高速 電腦的研發方面已領先於美國。顯然，已經明確地將中國列為主要競爭對手之一。 實際上，中美相對平等、合作成為中美關係主導方面，以及競爭是中美關係重要側 面，三方面互相交織、緊密結合，共同構成了當前和未來時期的中美關係。 美國對中國“是友非敵”的定位、“借重加牽制”的對華政策都正在形成之中， 所以，相對平等的、合作與競爭的中美關係新特點，也剛開始表現，它們的成熟， 還需要很長時間。同時，長期積累的中美缺乏互信的狀況、結構性矛盾引發的衝突， 以及各種具體的利益衝突都將長期存在。這些共同決定了，當前和未來時期中美之 間將仍然會矛盾摩擦頻發。特別是還可能出現更嚴重的局面，美國在與中國的競爭 中，為有效牽制中國，利用和擴大中美的固有矛盾和各種具體利益衝突，甚至不惜 損害中國的核心利益，主要是再次在台灣問題上製造事端。但可以肯定的是，中美 之間無論出現多少矛盾衝突，甚至嚴重的矛盾衝突，美國“借重加牽制”的對華政 策，以及相對平等、合作與競爭的中美關係，必將在中美一再發生的戰略磨合中， 不可逆轉地成熟起來。這是中美兩國的根本利益和現實利益決定的，也是國際金融 危機後的世界潮流決定的。 所以，當前和未來時期的中美關係，必然是有風、有雨、更有晴；而風雨之後， 中美關係的天空必將是更持久、更穩定的晴朗。 |